【引言】
在當代福音派的宗教語境中，「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常被視為一個絕對、不可挑戰的信仰口號。不少信徒認為，只要逐字逐句地遵循聖經，就能完全掌握神的旨意，從而排除其他神學傳統、靈修實踐以及理性探討。然而，當我們回溯到16世紀宗教改革的歷史現場時，會發現馬丁路德提出Sola Scriptura的真正意義，並非僅僅要求對經文的機械遵循，而是要打破由教權壟斷的權威體系，釋放信徒直接面對神啟示的自由[^1]。
【一、歷史背景與原始意圖】
在16世紀的歐洲，天主教會透過嚴格的神學規範與教權機制，將聖經的拉丁語詮釋權牢牢把持在少數神職人員手中，普通信徒難以獲得直接接觸神話語的機會[^2]。馬丁路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反思救恩的根基應該建立在神的啟示上，而非人為的教條與制度。他在1517年張貼《九十五條論綱》，表面上針對贖罪券等教會弊端，實則猛烈挑戰了那種將救恩與信仰解釋權牢牢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權威結構[^3]。在《致德國基督徒貴族書》中，路德明確指出：「教皇、會議與教父皆可能錯誤，只有聖經的話語才能約束我們的良知」；而在沃木斯會議上，他堅稱「我的良知是被神的道擄掠的」，顯示出只有回歸經文才能真正解放信徒的理性與良知[^4]。
【二、馬丁路德的聖經觀】
馬丁路德雖然堅持聖經在信仰中的至高無上，但他並不排斥其他神學資源。事實上，他在解經時廣泛引用奧古斯丁、阿奎那等古代教父的觀點，認為這些歷史傳統能夠為經文詮釋提供重要參照[^5]。例如，在《基督徒的自由》中，路德闡述了神話語在書卷之外如何通過教會歷史、靈性生活以及公共崇拜展現其活力。他強調，經文應作為最高判準，但解釋過程中必須結合聖靈的啟示與信徒集體的智慧，從而避免陷入單一、僵化的字面主義[^6]。對路德而言，正典並非每部書卷在形式上都具有絕對平等，而是以其是否忠實傳遞福音為主要衡量標準，這也體現了他「以福音為中心」的解經模式[^7]。
【三、現代誤用與其負面影響】
進入現代以後，部分福音派信徒在釋經分享時，過分強調個人對經文字句的解讀技巧，常常只停留在對文字表層的解析，而忽略了對神學、倫理以及當代實踐背景的深入思考[^8]。事實上，這種現象不僅僅體現在普通信徒之間，也反映在整個教會文化中。連講台上部分牧者也深受教會及神學院釋經與講道文化的影響，導致他們在講道時往往僅呈現出一篇篇較為枯燥、單一的釋經內容，而未能充分融入對神學、倫理及現代處境的綜合反思[^9]。如此一來，當信徒僅憑片面的解析來判斷真理時，便容易忽略經文背後豐富的歷史與文化內涵，進而可能導致靈性上過於僵化與自我封閉。正如著名神學家Alister McGrath所言，當信仰群體缺乏對歷史傳統的尊重，聖經便難以成為促進共同對話的堅實基石[^10]。
【四、當代表達：建立多層次詮釋體系】
面對當代解釋上的分歧與個人主義的抬頭，我們極需建立一種既尊重聖經權威又包容歷史傳統、理性思辨與靈性經驗的平衡體系。這種體系可以借鑒John Wesley所倡導的「信仰四重詮釋支柱」，即將聖經、傳統、理性與經驗視為相輔相成的要素，共同構建動態的信仰詮釋方式[^11]。首先，聖經依然是信仰的最高權威，但其真理需要在歷史語境中得到充分展現；其次，教會傳統是經過時間考驗後積累下來的集體智慧；再次，理性思辨能夠促使我們在信仰與現實對話中更全面地理解神的啟示；最後，個人靈性經驗則為我們提供了具體而生動的實踐見證。只有將這四者有機結合，我們才能真正避免「唯我解讀」所帶來的偏頗與極端，並使神的話語持續成為活潑滋養信徒生命的泉源，而非僵化的枷鎖[^12]。
【結語】
回顧宗教改革的歷史脈絡與馬丁路德的神學主張，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唯獨聖經」原本旨在破除教權的濫用、釋放信徒直接接觸神話語的自由，而非建立一個封閉、排他的解釋體系。當代信徒若能真正回歸路德的初衷，便必須避免只憑個人解讀而忽視傳統與集體智慧的極端做法。以謙卑與開放的心態，結合聖經、歷史、理性與靈性經驗，我們才能在多元文化與現代挑戰中，真正實現信仰的更新與自由，讓神的話語成為我們走向真理與自由的不竭光源[^13]。
註釋：
[^1]: 參見 Peter Marshall《1517: Martin Luther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Reformation》，第101–103頁，以及相關論述說明路德藉由 Sola Scriptura 釋放信徒直接面對神啟示的初衷。
[^2]: 參見 Roland H. Bainton《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關於16世紀天主教會透過嚴格神學規範與教權機制把持聖經詮釋權的描述。
[^3]: 同上，說明《九十五條論綱》如何猛烈挑戰將救恩與信仰解釋權集中於少數神職人員手中的權威結構。
[^4]: 參見 Martin Luther《致德國基督徒貴族書》及沃木斯會議上路德的宣言（見 Timothy F. Lull 編輯的《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以闡明「我的良知是被神的道擄掠的」所代表的信念。
[^5]: 參見《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中路德引用奧古斯丁、阿奎那等古代教父觀點，說明他並不排斥其他神學資源。
[^6]: 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中對神話語如何通過教會歷史、靈性生活及公共崇拜展現活力的描述。
[^7]: 關於路德對正典評價（如對《雅各書》的評論），參見《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相關論述，強調其「以福音為中心」的解經模式。
[^8]: 參見 Alister McGrath《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第145–147頁，探討當代部分信徒過分依賴個人釋經技巧的現象。
[^9]: 關於當代福音派在釋經分享中過分著重於字句解析而缺乏對神學、倫理及當代實踐背景深入反思的現象，可參閱相關神學評論。
[^10]: 同上，參見 Alister McGrath《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第145–147頁，說明這種現象如何將聖經解讀局限於個人主觀意識。
[^11]: 參見 Donald A. D. Thorsen《The Wesleyan Quadrilateral: Scripture, Tradition, Reason, and Experience》，說明以聖經、傳統、理性與經驗構成信仰詮釋的平衡模式。
[^12]: 參見 Heiko A. Oberman《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探討建立多層次、動態解釋體系的重要性。
[^13]: 綜合參考 Roland H. Bainton《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及 Timothy F. Lull 編輯的《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說明路德改革初衷與現代挑戰下信仰更新的必要性。
李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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