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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

深耕主道- 第四篇(補篇) 你明白,不等於你教得明 ——高銘謙博士釋經講座學習筆記與反思(四)

整理完前三篇有關高銘謙博士釋經講座的筆記,本來以為這個系列已經可以告一段落。但重新翻看課堂內容,我發現高博士用了相當篇幅談「教學」,而且這部分值得獨立整理成一篇。因為懂得釋經,與懂得把自己所理解的教給別人,其實是兩種彼此相關、卻不完全相同的能力。一個人可以讀過很多書,對經文有深入研究,也可以提出很精彩的見解;但當他站在講台或課室前,問題便不再只是「我明白了甚麼」,而是「我怎樣幫助另一個人明白」。這兩者之間的距離,有時比我們想像中更大。

高博士從《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至十七節談起:「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他指出,聖經的作用本身帶着方向。教訓讓人知道方向,督責使人看見生命的偏差,歸正把人重新帶回正路,教導人學義則讓人持續學習一種合乎神心意的生命。整段經文最後指向「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換言之,聖經教導不是單純增加資料,而是要把人帶向一個方向。

這個起點其實直接影響我們如何預備教學。高博士介紹了一個名為「PEPS」的教學預備框架,包括禱告(Prayer)、教學目標(Educational Objectives)、教學流程(Program)及時間安排(Schedule)。首先是禱告,教師在預備和教導以前尋求神,也讓自己的生命接受神的工作;然後是設定清晰的教學目標,一堂課不應有太多目標,而是要清楚知道希望學習者經過這堂課後掌握甚麼;有了目標,才設計相應的教學流程,最後再安排每一部分所需的時間。

這個次序看似很基本,卻指出一個很常見的教學問題。很多老師預備課堂,其實是從「我有甚麼可以講」開始,而不是從「我要把學生帶到哪裏」開始。我讀了十本書,便想把十本書的研究成果都講出來;我查了一個很精彩的原文,便覺得一定要放進課堂;我發現某位學者有一個很特別的觀點,不講好像很浪費。結果,一堂課塞滿資料,老師講得很興奮,學生卻不知道這些資料彼此有甚麼關係,更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掌握甚麼。

我對這種情況其實很有感受。多年前,我初信不久,曾經聽一位剛從神學院畢業的講員講《詩篇》第一篇。今天我已經完全記不起那篇講章的內容,但一直記得台上的畫面。那位講員講得眉飛色舞,愈講愈興奮,明顯非常享受自己在經文中發現的東西;而坐在台下的我,由頭到尾幾乎不知道他在說甚麼。說得直接一點,那一刻很像只有台上的人自己在興奮。他大概真的做了不少研究,也可能真的看見了一些很精彩的東西;問題是,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他為甚麼如此興奮。

高博士在課堂中用了一個很簡單的圖像,幫助我重新理解這種教學上的落差。

假設學生現在站在A,而教師希望他最後到達E。對學生來說,A與E之間可能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他需要先由A走到B,掌握了B,才可能進入C;由C再走到D,最後才到達E。B、C、D可能是幾個需要先建立的概念,也可能是一連串問題、比較、推論或理解上的轉折。總之,學生不會因為老師把E說出來,便自然知道自己為甚麼應該接受E。

問題是,老師與學生所站的位置往往完全不同。老師可能已經研究這個課題十年、二十年,讀過大量資料,也曾經反覆處理當中的問題。B、C、D對他而言,早已不再是需要逐步思考的東西,而是慢慢內化成為自己的直覺。他看見A,腦中幾乎立即便想到E;A與E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甚至明顯得不需要解釋。於是,他站在課室裏由A直接跳到E,自己覺得非常有邏輯,甚至不明白學生為甚麼仍然聽不懂。

但學生根本沒有老師腦中的B、C、D。

高博士提醒,教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師要重新拆解自己的思想過程。學生由A走到B以前,需要先知道甚麼?B與C之間,哪一個概念必須解釋?哪一個地方最容易產生誤會?到了C,學生還需要看見甚麼,才可能走到D?教師的工作不是站在E向學生揮手,大聲告訴他:「答案就在這裏!」而是重新走回A,看清楚學生現在站在哪裏,再為他鋪設一條可以經過B、C、D走到E的路。

高博士甚至說,教學時有時要把學生當作一個「小白」:你沒有說,他就不知道。這不是輕看學生,而是教師不能假設對方已經知道自己腦中的東西。你用了二十年的神學術語,學生可能第一次聽見;你覺得某兩段經文的關係非常明顯,學生可能連第一段經文的背景也不知道;你說「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學生心裏可能正在問:「為甚麼是『所以』?」

我愈想愈覺得,「所以」可能是教學和講道中一個很值得警惕的詞。

每當我們說:「所以,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其實是在宣告前面的資料足以支持後面的結論。但A與E中間那條路,聽眾真的看見了嗎?有時講員腦中的B、C、D運行得太快,他自己已經習慣了,於是覺得這個「所以」非常自然;但台下的人只聽見A,下一句已經突然去到E。老師以為自己完成了一個推論,學生卻只看見一次瞬間轉移。

多年來,我自己一直很有興趣研究「人如何學習」這個課題。從成長時的學習經驗,到後來跟師父學習,我陸續接觸過「記憶法」(Memory Techniques)、「費曼學習法」(Feynman Technique)、「康奈爾筆記法」(Cornell Note-taking System)、「金字塔原理」(Pyramid Principle)、「原子習慣」(Atomic Habits)及「刻意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等不同方法和原理。我一直很喜歡問:為甚麼有些人知道很多,卻講不清楚?為甚麼有些人可以把一件很複雜的事情逐層拆解,讓人一步一步跟上?高博士的A至E圖像很簡單,卻很準確地指出其中一個核心問題:當知識內化成為直覺,我們很容易忘記自己當初是怎樣學會的。

所以,有時很有學問的人未必懂得教,問題不一定是他驕傲,也不一定是他不關心學生,而是他已經忘記自己曾經不明白。他忘記自己也曾經在B卡住,也曾經在C問過一些今天看來很基本的問題,也曾經由C走到D時完全摸不着頭腦。當一個人愈熟悉某個課題,他腦中的思想步驟便愈容易被壓縮;最後看見A便自然想到E,卻忘記對一個初學者來說,中間仍然有一條從未走過的路。

不過,我想還有另一種情況,比教師忘記B、C、D更加麻煩:有時講員自己其實也未真正走到E。

我們讀了一本書,看了一篇文章,或者在註釋書中發現一個很精彩的觀點,覺得這個結論很有意思,便急着把它放進講章。問題是,那個E可能是另一位學者經過多年研究所得的E,我們只是用了幾分鐘讀完他的結論,便以為自己也已經掌握了同一件事。換句話說,我們只是看見別人的E,卻沒有親自走過他的B、C、D。

然後,我們拿着一個自己尚未真正消化的E站上講台。

這可能解釋了為甚麼有些講道聽起來非常「深」,卻愈聽愈令人一頭霧水。講員提出很多專有名詞,也引用一些學者,甚至講到原文和複雜的神學觀念;但如果再追問一句:「為甚麼?」「這個結論如何從經文得出來?」「你剛才使用的這個詞究竟是甚麼意思?」整個論述可能便開始鬆散。問題未必是E本身錯了,而是連講員自己也未真正消化那個E。他記得答案,卻不知道答案如何形成;他可以重複學者的句子,卻未能用自己的語言重新解釋。

如果教師自己也未走過B、C、D,又怎可能帶學生由A走到E?

他最多只能把別人的E再說一次。

這也使我想到「費曼學習法」其中一個很實際的提醒:如果一件事情不能用較清楚、簡單的語言重新解釋,很可能我們自己仍未真正理解。簡單不等於膚淺。相反,很多時候,一個人能夠把複雜的事情講得清楚,正因為他知道問題真正複雜在哪裏,也知道如何把那份複雜逐層拆開。真正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是不斷把問題講得更加深奧;有時恰恰相反,他能夠把一個非常深奧的問題,用較淺白的方式說清楚。

因此,A至E的問題至少有兩種。第一種,是教師自己已經走到E,卻忘記學生仍然站在A,所以省略了B、C、D;第二種,是教師自己根本未真正走到E,只是借用了別人的E,然後嘗試帶學生走一條連自己也沒有走過的路。前者是教學上的跳步,後者則是理解尚未完成。

對講員而言,這是一個很值得警惕的問題。預備講章其中一個重要過程,可能就是逼自己重新走一次B、C、D。我真的明白這個觀點嗎?如果不用原作者的句子,我可以重新解釋嗎?我知道它為甚麼成立嗎?如果有人問我「為甚麼」,我能否從經文開始,一步一步再走一次?如果連自己也未走過那條路,我們又怎能帶別人走?

然而,高博士的教學並沒有停留在「如何把知識講清楚」。他接着以《哥林多前書》三章談屬靈生命的成熟。保羅說,他不能把哥林多人當作屬靈的人,只能把他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裏為嬰孩的人;他用奶餵他們,沒有用飯,因為他們不能吃。值得注意的是,保羅接着指出的問題,是嫉妒、紛爭,以及「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等結黨現象。換言之,哥林多人的問題並不單純是「知道得太少」,而是他們的生命仍然未成熟。

這使A至E的圖像再多了一層。教師要知道學生的A在哪裏,但這個A不只是他的知識程度。我們不能只問:「他讀過多少聖經?」「他懂不懂這個神學名詞?」有時更重要的問題是:他的生命現在在哪裏?他面對甚麼掙扎?他能否在真實生活中辨識所學的真理?

高博士在課堂中談到一個「說是非」的例子。教師可以很清楚地告訴學生:「基督徒不應該說是非。」學生聽完明白,如果考試問他,他大概也會答對。但真實生活不會把問題寫成選擇題。有一天,有人對你說:「請你為我祈禱,我的老闆真的很差。」然後開始詳細講述老闆做過的事情。這算不算說是非?如果對方真的希望你代禱,又應該如何處理?如果有人向你講別人的事情,你又應該怎樣回應?

學生知道答案,不代表他能夠辨識答案在現實中的樣子。

這也是為甚麼高博士談到個案、討論和實踐。知識與生命之間存在距離,教師不能只把正確答案告訴學生,有時需要把真理放進不同處境,讓學生重新判斷、討論和辨識。從這個角度看,生命教育的A至E未必永遠是一條簡單直線。一個人由「不知道」走到「知道」,再由「知道」走到「理解」,不代表學習已經完成。同一個真理可能需要在不同處境中一次又一次重新遇見,人才慢慢形成辨識能力。今天說是非披上「代禱」的外衣,明天可能披上「關心」的外衣;人需要在不同情境中重新辨識,才慢慢學懂如何實踐真理。

因此,高博士亦很重視教學中的回饋。教師心中有一個信息,經過整理和表達傳遞出去;學生收到信息後,卻會按自己的知識、經驗和理解重新解讀。教師「說了甚麼」,與學生「收到甚麼」,並不一定完全相同。如果教學只是單向傳遞,教師很容易以為自己已經講得十分清楚,卻完全不知道學生其實仍然停留在B。學生的問題、表情、討論和回應,都是教師需要留意的回饋,它們讓教師知道,原本設計的B、C、D是否真的能夠把學生帶向E。

高博士有一句說話:「材料是死的,人是生的。」

教師當然需要預備,也需要有目標、流程和時間安排;但如果學生仍然卡在B,而老師因為教案寫着今天一定要去到E,便繼續向前衝,最後可能只有老師一個人準時到達終點,學生全部留在後面。有時教師預備了十頁筆記,便覺得十頁都必須講完;預備了二十張PowerPoint,便覺得二十張都必須展示。但完成教材與完成教學,根本是兩回事。材料是死的,人是生的。真正的教師需要看着面前的人,知道他們現在走到哪裏,甚至願意因着學生的狀況,放下一部分自己很想講的資料。

高博士亦提到,教師可以把自己的教學錄下來,重新聽一次,也可以讓身邊的人給自己意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建議。當我們重新聽自己說話,往往會發現一些平時完全沒有察覺的問題:某些地方跳得太快,某些句子其實只有自己明白,某些「所以」中間根本欠了兩三步。我們以為自己的邏輯很清楚,很多時只是因為腦中的B、C、D一直自動替自己補充;但學生的腦不會自動替我們補充。

在AI、YouTube和網上課程愈來愈普及的年代,我反而覺得高博士這部分的教學更加值得思想。今天取得E實在太容易。AI可以在幾秒內給我們一個答案,網上亦有大量整理好的資料。但正因為E來得太容易,我們可能更容易把「看過答案」誤以為「已經明白」。如果教師的作用只是提供E,他的確很容易被取代;但一位真正認識學習者的教師,可以看見對方現在站在A、B還是C,知道他在哪裏卡住,也知道哪一步需要重新解釋。AI可以給我很多E,但一位曾經陪伴我成長的老師或師父,往往知道我的A在哪裏。

重新整理高博士這部分的教學,以及我自己的經驗回饋。教師其實有兩重責任。第一,是對自己所教的內容負責:不要拿着別人的E,便假裝自己已經走過那條路。第二,是對面前的學習者負責:即使自己真的已經走到E,也不要把自己的終點當成學生的起點。

教師要先親自走過B、C、D,真正明白自己所說的E;然後再回過頭來,重新拆解那些自己早已內化、甚至已經忘記的步驟,看清楚學生現在站在哪裏,再陪他走一次。

也許,這就是「你明白」與「你教得明」之間最大的距離。

你知道E,並不代表你真正走到E;你走到E,也不代表你有能力帶另一個人走到E。

真正的教學,是自己先走過那條路,然後願意回頭,陪另一個人由他的A開始。

Antony傳道


《在起初的故事裡:重新學習作神的子民》- 《創世記》系列:第二十八篇:〈當人的眼光停留在所愛的,神卻看見被忽略的人〉


經文:創世記29:1–35(新漢語譯本)
一、我們讀第二十九章時,很容易把焦點放在雅各身上

創世記第二十九章,大概是雅各人生中最富戲劇性的一章。離開伯特利之後,他終於來到哈蘭,在井旁遇見拉結,也遇見自己一直期待的新生活。作者描寫,當雅各看見拉結帶著羊群前來,便立刻走上前,把井口的大石滾開,又親吻拉結,放聲大哭(創29:10–11)。後來,他甘心為拉結服侍拉班七年。經文甚至說:「雅各為了拉結,服侍了七年;但在他眼中卻像幾天,因為他愛拉結。」(創29:20)短短一句,把雅各對拉結的愛描寫得十分深刻,也讓讀者自然期待,一段蒙神祝福的婚姻即將展開。

然而,婚宴過後的第二天早晨,作者卻只留下極其簡短的一句:「到了早晨,看啊,她是利亞。」(創29:25)因此,許多人閱讀這段經文時,很自然把焦點放在雅各被拉班欺騙,甚至認為,這是第二十七章雅各欺騙父親之後的一種報應。然而,《創世記》並沒有這樣評論。作者沒有說神因此懲罰雅各,也沒有急於替事件下任何道德判語,只是安靜地把故事繼續說下去。直到第三十一節,敘事的鏡頭忽然轉向另一個方向。

「上主看見利亞被恨。」

就在這一句話裡,整章故事開始出現新的焦點。原來,第二十九章一直鋪陳的,也許並不只是雅各的遭遇,而是另一位一直站在故事邊緣的人。¹


二、人一直在看,故事卻一直等待另一位觀看者

細心閱讀第二十九章,會發現作者不斷描寫人的「看見」。雅各看見井,也看見拉結;拉班看見雅各願意為自己的女兒服侍七年;雅各眼中所看見的,是自己一直深愛的人;拉班眼中所看見的,卻是可以利用雅各的一次機會。每一個人物都按照自己的眼光理解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也都朝著自己所渴望的方向前進。

熟悉《創世記》的讀者,很自然會想起第二十四章。當年,亞伯拉罕的僕人也是在井旁遇見利百加,那是一段充滿禱告、等候,以及神清楚帶領的故事。如今,作者再次安排井旁相遇,很容易令人期待另一段蒙神祝福的婚姻即將開始。然而,故事卻沒有按照第二十四章的方式發展。第二十四章裡,神的帶領幾乎貫穿整個故事;第二十九章裡,作者卻沒有記錄神說過一句話,也沒有描述神採取任何行動。整個故事充滿人的情感、人的盤算,以及人的選擇,神卻一直沉默。直到第三十一節,神才重新進入讀者的視線,但祂並沒有開口,也沒有施行任何令人震撼的神蹟。作者只是平靜地寫下:「上主看見。」這一句話,不但回應了前面所有人物的「觀看」,也把整章故事由人的眼光,慢慢帶向神的眼光。²


三、當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拉結身上,上主卻看見了利亞

作者介紹兩姊妹時,只用了極簡單的一句話:「利亞眼弱;拉結卻體態美,容貌也美。」(創29:17)短短一句,已經足以讓讀者知道,故事裡最耀眼的人物是拉結,而不是利亞。後面的發展,也一直圍繞著拉結展開。雅各愛的是拉結,願意為她付出七年的歲月;拉班利用的,也是雅各對拉結的愛;甚至讀者初讀這段故事時,很容易把整章理解為一段關於愛情與欺騙的故事。相比之下,利亞一直都在故事裡,卻始終站在故事的邊緣。她沒有選擇婚姻的權利,也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處境,只能默默接受父親的安排,又默默活在丈夫偏愛妹妹的家庭之中。作者沒有描述她在婚宴那一夜的心情,也沒有交代她如何面對往後漫長的日子,只讓她一直安靜地留在故事裡。直到第三十一節,作者才把鏡頭重新轉向她。

「上主看見利亞被恨。」

前面三十節,讀者一直跟隨人物的眼光閱讀這個故事;到了這裡,作者卻邀請讀者停下來,從神的眼光重新觀看整個家庭。人的眼光停留在美貌、愛情和自己所渴望的一切;神的眼光,卻落在那位一直沒有人真正留意的人身上。故事真正的轉折,不是婚宴那一夜,也不是雅各發現自己受了欺騙,而是神終於成為故事裡真正的觀看者。³


四、利亞真正改變的,不是她的處境,而是她觀看自己的眼光

從第三十一節開始,故事的節奏忽然慢了下來。前面三十節,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寫雅各、拉班和拉結之間的發展;到了這裡,卻連續記錄利亞四個兒子的出生,以及她每一次為孩子命名時所說的話。這樣的安排並不是偶然,而是把讀者的目光由雅各轉向利亞,也讓我們第一次真正聽見她的聲音。第一個兒子出生時,她說:「上主看見了我的苦情,現在我的丈夫必定愛我。」(創29:32)第一個兒子的名字「流便」,正是與「看見」形成雙關。⁴ 整章一直圍繞著「看見」展開:雅各看見拉結,拉班看見利益,而利亞終於承認,在所有人都沒有真正看見她的時候,上主早已看見她。然而,她仍然盼望丈夫能夠因著這個孩子回頭愛她。第二個兒子出生,她說:「上主聽見我被冷落。」第三個兒子出生,她仍然希望丈夫與自己親近。她的處境並沒有改變,雅各依然偏愛拉結,家庭裡的張力也沒有消失,她一直渴望得到的愛,始終沒有真正來到。

然而,當讀者把四次命名放在一起閱讀時,便會發現利亞內心正在慢慢改變。到了第四個兒子出生,她終於說:「這次我要稱頌上主。」(創29:35)她沒有再提丈夫,也沒有再提自己的委屈,只留下對上主的稱頌。作者沒有告訴我們,利亞何時放下了心中的遺憾;他只是安靜地讓讀者看見,一個人的生命,可以在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慢慢學會把眼光由人的回應轉向神的恩典。⁵


五、神的救恩歷史,往往從人容易忽略的地方繼續向前

故事到了最後,還留下另一個耐人尋味的伏筆。後來承接神應許的,並不是雅各最愛的拉結所生的兒子,而是利亞所生的猶大。按人的眼光,拉結一直是雅各最愛的妻子;按家族的次序,流便作為長子,本來最有資格承接家族的重要地位。

然而,《創世記》後來的發展卻一步一步證明,神工作的方式,並不受人的眼光所限制。正如昔日神揀選雅各,而不是以掃,如今,神又使猶大承接君王的應許。後來,大衛出自猶大支派,彌賽亞也出自猶大支派。當整卷《創世記》放在一起閱讀時,讀者便開始發現,神往往不是從人最注意的地方繼續祂的工作,而是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身上,默默推動祂的救恩計劃。利亞或許一直活在妹妹的光芒之下,也沒有得到丈夫全部的愛,但她從來沒有離開神的眼目之外。人的眼光決定誰最耀眼;神的眼光,卻決定救恩歷史將從哪裡繼續向前。⁶


結語

第二十九章開始於一場令人羨慕的相遇,也結束於一位默默稱頌上主的女子。雅各沒有改變,拉班沒有改變,這個家庭的張力也沒有立刻消失。作者沒有刻意把故事收在一個圓滿的結局,也沒有告訴讀者,利亞從此得到了幸福的人生。然而,故事最後卻把我們帶到另一位觀看者面前。

上主看見。

祂看見利亞,也看見那些在人眼中容易被忽略的人。

當人的眼光停留在美貌、愛情和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時,神的眼光卻落在那些默默承受重擔、忠心等候祂的人身上。利亞沒有成為故事裡最耀眼的人物,卻成為神救恩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整個第二十九章,也因此不再只是一段關於婚姻、欺騙或家庭衝突的故事,而是一段關於神如何觀看人的故事。當人的目光停留在所愛的,神卻看見那位一直被忽略的人。

Antony傳道


註腳

¹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6–50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2; Dallas: Word Books, 1994), 251–257。Wenham指出,第二十九章真正的敘事轉折並非雅各受騙,而是第三十一節「上主看見利亞被恨」。從這一節開始,敘事焦點由雅各的遭遇轉向神如何看待利亞。

²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262–267;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47–62。Hamilton認為,第二十九章延續了《創世記》常見的「井旁相遇」婚姻敘事模式(betrothal type-scene),但故事的重點已由神清楚帶領婚姻,轉向神如何塑造應許家族;Alter則指出,希伯來敘事經常透過重複相似場景,卻安排不同結局,引導讀者留意作者真正關心的主題。

³ 「利亞眼弱」所譯的希伯來文 רַכּוֹת (rakkôt),歷來有不同理解。Hamilton認為可理解為眼睛缺乏神采;Wenham則認為,作者未必刻意貶抑利亞的容貌,而是透過她與拉結形成鮮明對比。「被恨」所譯的希伯來文 שְׂנוּאָה (śĕnûʾâ),在舊約家庭語境中,更常表示「較少被愛」或「失寵」,而非充滿敵意的憎恨(參申21:15–17)。參 Hamilton, Genesis 18–50, 265;Wenham, Genesis 16–50, 253;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396–401。

第一個兒子「流便」(רְאוּבֵן,Reʾûbēn)的名字與動詞「看見」(רָאָה,rāʾâ)形成語音雙關(paronomasia),呼應整章反覆出現的「看見」母題。第四個兒子「猶大」(יְהוּדָה,Yehûdâ)則與「稱頌」(ידה)來自同一字根,反映利亞由渴望丈夫的愛,逐漸轉向單單稱頌上主。參 Wenham, Genesis 16–50, 258–261;Hamilton, Genesis 18–50, 269–272。

Wenham, Genesis 16–50, 258–261;Hamilton, Genesis 18–50, 269–272。利亞四次為兒子命名,並非四個獨立事件,而是形成一條逐步發展的信心軌跡:由盼望丈夫看見自己,慢慢轉向因上主看見自己而稱頌祂。作者透過命名,把人物內心的轉變自然呈現在敘事之中。

John H. Sailhamer, The Pentateuch as Narrativ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216–220。Sailhamer指出,猶大的出生不只是利亞個人的故事,更預告猶大支派將在五經整體敘事中承接神的應許。當第二十九章放回《創世記》的整體脈絡閱讀時,利亞的故事也成為神救恩歷史的重要一環。




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

深耕主道- 第三篇 不是每一句經文,都可以直接搬到今天 ——高銘謙博士釋經講座學習筆記與反思(三)

 

聽高銘謙博士這三節釋經講座,一路走來,我覺得問題開始由「如何讀經」轉向一個牧者、主日學老師和查經組長不能逃避的問題:我們明白了經文,然後呢? 如果第一步是觀察,第二步是解釋,那麼第三步自然就是應用。但「應用」往往也是整個釋經過程中最容易跳步的地方。我們很容易讀完一段經文,找到一個屬靈道理,然後立即加上一句:「所以今天我們也要……」問題是,這個「所以」究竟如何得出來?為甚麼有些經文我們會直接遵行,有些卻不會?為甚麼「不可殺人」今天仍然有效,但「不可割盡田角」我們沒有照字面實行?為甚麼使徒彼此用聖潔的吻問安,我們今天返教會卻不需要逐個親吻?如果我們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那麼很多所謂「應用」,其實只是憑自己的神學傳統、文化習慣,甚至個人喜好,決定哪些經文要聽,哪些不用理會。

高博士在課堂中用了連串經文讓大家即場判斷:信徒是否應該彼此親嘴問安?是否應該彼此洗腳?女人是否不可教導男人?傳福音是否一定要兩個兩個出去?男人是否不可以留長頭髮?信徒是否應該把所有財產變賣奉獻?「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又是否可以直接應用?課堂有趣的地方,是大家對不同經文的反應其實很不一致。有些一聽便覺得「當然要遵守」,另一些卻立即覺得「這只是當時的文化」。然而,如果再問一句:「你根據甚麼作出這個判斷?」事情便沒有想像中簡單。我們很多時候不是先建立一套釋經原則,再決定如何應用;剛剛相反,我們早已有一個想接受或不想接受的答案,然後才回頭替自己的答案尋找理由。

因此,高博士引用 Daniel Doriani 的應用原則,嘗試為這個問題建立較清楚的判斷框架。簡單來說,如果一個命令或原則在聖經中持續出現,沒有被其他經文推翻,而且涉及明確的道德或神學議題,又在不同處境中反覆被確認,那麼我們便有充分理由視它為具有持續性的原則,可以帶到今天。例如十誡中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以及愛神愛人的命令,都不是只在某一個特殊群體或文化處境中出現;這些教導貫穿聖經,也在新約中再次被確認。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那是古代人的文化,今天不同了。」

相反,有些命令後來在救贖歷史中明確地被改變,甚至被取代,那麼我們便不能把它直接搬到今天。高博士以食物條例和獻祭制度為例。舊約對潔淨與不潔淨食物有清楚規定,但到了《使徒行傳》第十章,彼得所見的異象,以及新約整體對潔淨觀念的發展,使我們不能再按照舊約食物條例建立今天基督徒的餐單。同樣,舊約的獻祭制度並不是因為現代人嫌麻煩,所以停止實行,而是因為基督一次獻上自己,已經完成了獻祭制度所指向的救贖工作。換言之,不直接應用某段經文,不代表我們不重視聖經;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按照整本聖經和救贖歷史的發展理解它。

另一類則更複雜,就是經文的命令明顯帶有特定文化和社會處境,但背後的神學原則仍然可以轉移到今天。高博士以《利未記》不可割盡田角為例。以色列人收割田地時,不可把田角全部割盡,掉在地上的穗子也不可拾回,因為這些要留給窮人和寄居者。《路得記》中,路得能夠在波阿斯的田間拾取麥穗,正正讓我們看見這套制度如何在以色列社會中運作。今天大部分香港或加拿大城市教會的信徒根本沒有農田,如果講員站在台上要求大家「今年收割時不要割盡田角」,當然十分荒謬。但這並不表示《利未記》的教導與我們無關。田地的文化處境不能直接轉移,為窮人和寄居者保留生存空間的原則卻仍然存在。 問題於是變成:今天一個基督徒如何在自己的收入、資源和生活安排中,刻意留下「田角」?我們是否把所有資源都用盡在自己身上,還是有意識地保留一部分,使有需要的人可以得着幫助?

我覺得這個例子很好,因為它讓人看見「應用」不是在講章最後加三條功課。真正的應用,其實仍然是釋經。釋經者首先要辨認經文在原來處境中的要求,再問這個要求背後反映甚麼神學原則,然後處理古代世界與今天世界之間的距離,最後才思考這個原則如何在另一個文化處境中具體實踐。中間任何一步跳過,應用都可能出問題。若跳過原來處境,我們容易斷章取義;若跳過神學原則,我們容易把古代文化直接複製;若跳過今天的處境,我們最後只會得到一句永遠正確、卻沒有甚麼實際作用的結論:「所以我們要愛神愛人。」

課堂亦談到一個更具爭議性的例子,就是保羅所說「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高博士的處理方向,是先問這個命令是否在整本聖經中毫無例外地出現。如果聖經其他地方確實出現女性承擔先知、教導或領導角色的例子,那麼釋經者便不能假設這句說話是一條完全脫離處境、適用於所有時代和所有教會的普遍命令,而必須進一步研究書信所面對的教會處境。高博士提到戶勒大等例子,指出聖經本身存在女性向男性傳達神諭的場景。這不代表單憑一個例子便可以解決所有女性事奉的神學爭議,而是說:當聖經內部出現需要解釋的資料時,釋經者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我頗欣賞這種處理方法,因為真正的釋經不是急於證明自己的立場,而是願意讓所有經文證據坐在同一張桌上。當資料之間出現張力,我們的責任不是把不方便的經文收起來,而是繼續問問題。

這也是我聽完整個講座後其中一個很深的感受。今天很多聖經爭論,其實不是因為大家不愛聖經,而是我們太快認為自己已經知道經文的答案。保守的人可能很快說:「聖經明明這樣寫。」較進步的人則可能很快說:「那只是當時的文化。」兩邊的說法有時都快得驚人。「聖經明明這樣寫」不等於已經完成釋經;「那只是文化」同樣不是一個萬能答案。真正困難的工作,是解釋為甚麼這一句具有跨文化的持續性,而另一句的具體形式不能直接轉移;我們的判斷有甚麼文本、正典和神學根據。這些工作很慢,也沒有一句口號那麼痛快,但我相信這才是認真對待聖經。

由釋經進入查經帶領,高博士把這個過程進一步轉化成問題設計。他區分了封閉性、限制性和開放性的問題。封閉性問題通常只有一個正確答案,例如「誰離開那地方?」限制性問題則可能有數個正確答案,例如列出耶穌十二門徒的名字。這兩類問題的主要作用,是帶領組員觀察經文。因此,一個九十分鐘的查經,高博士甚至會預備十多條至二十條這類問題。它們不一定需要長時間討論,有些可能數秒便回答完,但作用是一步一步把組員的眼睛帶到文本的重要細節。組長不是立即告訴大家「這段經文有三個重點」,而是透過問題,讓組員自己看見那些重點如何從經文中浮現。

真正需要時間討論的,反而是開放性問題。高博士把它再分為解釋性和應用性。解釋性問題可能問:「為甚麼先知在自己的家鄉不受尊敬?」經文本身未必立即提供一個簡單答案,因此組員可以提出不同理解,彼此討論。組長在這裏的角色不是主持一場「聖經答案競猜比賽」,每個人答完便宣判對錯,而是聆聽、歸納、追問,再把討論帶回文本。至於應用性問題,則把經文的核心信息帶到個人生命。例如,當經文揭示人可能因為過度熟悉而失去對耶穌的接待和信靠,組長可以問:「對你來說,這段經文有甚麼提醒?」不同組員的答案自然不同。有人可能想到自己事奉多年後的麻木,有人想到讀經已變成習慣,有人則察覺自己對初信時的單純有所失落。這類問題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因為它所處理的已經是神的話如何進入不同人的生命。

高博士亦提醒,開放性問題不宜太多。一個查經如果問十條「請分享你的看法」,結果往往不是深入,而是疲累。解釋性問題可能只有兩三條,應用性問題甚至只有一兩條,但必須對準整次查經的目標。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問題不是愈多愈好,也不是愈有創意愈好。組長首先要知道:我希望這群人透過這段經文看見甚麼? 如果一條問題只能帶來有趣的爭論,卻把整個小組帶離經文的核心,那麼即使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也未必是一條好的查經問題。

這令我想到自己多年來預備查經和講章的一個掙扎與突破。我很重視內容,也很容易在研究過程中找到很多有趣的資料。問題是,研究者覺得有趣的東西,不等於全部都需要交給聽眾,起初學講道時,我就常犯這類錯誤,以至被領袖批評我像想向人顯示我很有學問。高博士在課堂中提到,有些學生預備五千字,甚至七千字的內容,最後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除非像機關槍一樣不停說,否則只有刪減。其實講章也是一樣。預備時讀了十本書,不代表十本書的內容都要出現在講章;找到七個很精彩的觀察,也不代表七個都要講。很多研究最後沒有直接出現在講台上,但它並沒有浪費,因為正是這些研究使講員知道甚麼最重要,也知道自己為甚麼選擇只講其中一部分。

高博士最後談到應用的具體程度。他用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如果一個人說「這星期我要節制飲食」,這個應用其實很模糊。甚麼叫節制?少吃一點是多少?甚麼時候實行?相反,如果他說:「這個星期我不吃熱浪薯片」,至少已經具體得多。應用需要具體、可實行,也要切合現實。若有人為了減肥說:「我這星期完全不吃不喝」,當然非常具體,但並不可行。因此,一個好的應用不能只停在「我要更愛神」、「我要更有信心」、「我要努力讀經」。這些說話神學上全部正確,但生命很難知道下一步應該做甚麼。

我覺得這也是不少講章最可惜的地方。前面用了三十分鐘解釋經文,最後五分鐘突然說:「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更愛主、更有信心、更努力傳福音。」問題不是這些應用錯,而是它們幾乎可以放在任何一篇講章最後。如果我把經文由《出埃及記》十六章換成《約翰福音》十五章,應用仍然完全一樣,那麼我便要問:這個應用真的是從這段經文長出來的嗎? 《出埃及記》十六章若揭露的是人在曠野中如何選擇性地記憶,應用便應該處理我的記憶如何塑造我對神的信任;如果《約翰福音》第四章處理的是「接待耶穌」與「不接待耶穌」,應用便應該讓人重新思想自己如何回應耶穌。好的應用不是在經文後面貼上一句屬靈口號,而是讓經文原來的問題,進入今天人的生命。

課堂最後亦談到小組組長的角色。我頗喜歡高博士其中一個提醒: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 組長預備了二十條問題,不代表二十條一定要全部問完;預備了一段很精彩的資料,也不代表今晚無論如何都要講。如果組員在一個重要問題上有很深的分享,組長需要懂得停留;如果討論離題,則需要在適當時間把大家帶回來。這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牧養判斷。查經不是完成教材,更不是組長展示自己預備得多充分。組長要建立一個彼此信任的環境,讓人敢於說話,也要保護小組的方向,不讓討論變成神學高手比武。高博士形容有些小組好像不同門派的武林高手,各自搬出自己的理論較量;大家可能講得很精彩,生命卻沒有因此被建立。

這一點,我作為牧者特別有感受。教導聖經與傳遞資料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我們可以完成一份教材,可以把二十條問題全部問完,可以準時結束,甚至可以讓組員覺得「今晚學了很多」,但這仍然不等於一個群體真正被神的話建立。高博士提醒組長要為組員祈禱,要認識他們,要建立信任,也要以服侍人的態度帶領查經。這些說話聽起來不像高深的釋經學,卻把整個課程重新帶回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釋經最終不是一種智力遊戲,而是服侍神的群體。

回看這三節課堂,我覺得高銘謙博士最鮮明的地方,仍然是他高度邏輯化的釋經脈絡。他不斷問:你根據甚麼?這個答案從哪裏來?經文有沒有這樣說?為甚麼這個原則可以轉移到今天?你的問題如何帶向查經目標?表面上,這是一套很理性的閱讀方式;但愈走到最後,我反而愈看見這種嚴謹背後所要求的,是一種對經文的克制。不要太快把自己的答案放進去,不要太快跳到應用,也不要因為自己預備了很多,便急着把所有東西交給別人。

我們需要做足研究,卻不需要展示所有研究;需要認真解釋,卻不是把釋經書搬上講台;需要帶出應用,卻不能把自己的答案變成所有人的標準答案。

或許,好的釋經與教導,最終都在學習同一件事:讓經文說得比我們更多,也讓自己說得比預備時更少。

而當經文真正被打開,我們的責任不是替每一個人完成生命的答案,而是帶他們走到神的話面前,讓他們開始聽見,這段經文正在向自己說甚麼。

Antony傳道

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

深耕主道- 第二篇 問對問題,經文才會真正打開 ——高銘謙博士釋經講座學習筆記與反思(二)

 

上一篇談到,我們怎樣觀看經文,往往會影響我們看見甚麼。高銘謙博士在課堂中進一步把這個閱讀過程推向另一個很重要的層次:當我們看見經文中的資料、結構、重複與比較之後,下一步究竟應該問甚麼?因為釋經並不是把觀察所得逐項列出來便完成。真正的解釋,往往由問題開始。為甚麼作者要在這裏寫這一句?為甚麼要交代這個時間和地點?為甚麼人物會有這樣的反應?這個字在這裏究竟是甚麼意思?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卻決定了我們最後能否真正進入經文的世界。

我一直很喜歡問問題。這不只是我讀聖經的方法,也是我做學問一向的態度。對我來說,學習最有趣的地方,很多時候不是得到一個答案,而是突然發現一個以前沒有想過的問題。為甚麼同一件事,另一卷書的記載會有所不同?為甚麼作者明明可以略去一個細節,卻偏偏把它寫下來?為甚麼這個人物在最應該說話的時候突然沉默?一個問題打開之後,往往又會帶出另一個問題,而研究的趣味正正在這裏。知識並不是一堆等待我們搬運的資料,而是一個不斷追問、不斷發現,然後重新整理自己理解的過程。因此,高博士這部分的教學,與其說為我提供了一套完全陌生的方法,不如說他以非常清晰而高度邏輯化的釋經脈絡,把「問問題」在釋經中的位置呈現出來,也讓我更清楚看見:問題不是研究前的熱身,而是研究本身的重要部分。

高博士在課堂中提出,進入解釋階段時,可以集中處理幾類問題。第一類是「甚麼」:這個字是甚麼意思?這裏所描述的是甚麼事情?經文所說的某個人物、地方或行動究竟指甚麼?第二類是「為甚麼」:作者為甚麼要寫這一句?人物為甚麼作出這個反應?為甚麼經文特別記載某個時間、地點或細節?第三類則是「含義」:這個描述放在整段經文中有甚麼意義?它與其他經文有甚麼關係?作者透過這個安排,要讀者看見甚麼?這幾類問題看起來並不複雜,但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問題必須從文本中生出來,而不是由釋經者把自己有興趣的題目強行放進經文。問題可以很深,但深奧不等於準確;一條真正有價值的釋經問題,必須能夠把我們重新帶回文本。

其中令我印象較深的,是高博士以《出埃及記》十六章作示範。經文記載以色列全會眾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間的汛曠野,時間是「出埃及後第二個月十五日」。一般閱讀時,我們很容易把這些資料視為敘事背景:地點是汛曠野,時間是第二個月十五日,知道了,然後繼續讀。但高博士停下來問:為甚麼作者要告訴我們這個地點?為甚麼要記下這個日期?這些問題未必每一條都立即有答案,甚至未必每一條最後都成為講章內容,但釋經者願意停下來問,閱讀的方向便已經不同。因為我們開始不再把經文中的細節視為理所當然,而是嘗試理解作者為甚麼如此敘述。

接着,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亞倫發怨言。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吃食物得飽。你們卻把我們領到這曠野,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這段經文非常熟悉,我們也很容易迅速總結:「以色列人沒有信心,所以埋怨。」這個理解不能說錯,但高博士沒有停在這個概括,而是留意到經文兩次談及「死」,於是問了一條很簡單的問題:他們認為自己會死在誰的手中? 在埃及,他們說自己本來可以「死在耶和華的手下」;來到曠野,他們卻指控摩西和亞倫「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當這兩句話放在一起,經文的張力便開始浮現。他們究竟怎樣理解耶和華?他們是否仍然相信耶和華與他們同行?為甚麼一個剛剛經歷紅海、親眼看見耶和華拯救的群體,轉眼間竟然把埃及描述成一個「坐在肉鍋旁邊,吃食物得飽」的地方?

這樣追問下去,「埋怨」便不再只是一個情緒或道德問題,而開始涉及人的記憶。他們記得埃及的肉鍋,卻忘記埃及的奴役;記得曾經吃飽,卻忘記法老如何苦待他們。他們不是完全失去記憶,而是選擇性地記憶。當眼前的曠野令人不安,過去便被重新美化;昔日捆綁自己的地方,竟然變成值得懷念的地方,而帶領自己離開奴役的神,反而開始變得不可信。我很喜歡這種釋經的推進,因為它不是突然從經文跳到一個漂亮的應用,而是透過問題,一層一層把文本本身的張力揭露出來。當經文真正被打開,應用很多時候並不需要勉強製造,因為我們自然會開始問:人在甚麼時候最容易美化自己的埃及?當現在令人失望,我們是否也會重新編寫自己的過去?

這也讓我想到一些華人講道常見的問題。有些講章處理經文的方法,是很快把一段經文整理成三點:「第一,不要埋怨;第二,要有信心;第三,要倚靠神。」三點式本身當然沒有問題,我自己也很重視講章結構;問題在於,這三點究竟是不是從經文的解釋過程中引伸出來。有時所謂三點,只是把一段經文切成三部分:第一段提出一個道理,第二段提出另一個道理,第三段再加一個應用,於是講章完成了。然而,經文中真正困難和有張力的問題可能完全沒有處理。為甚麼人物有這個反應?為甚麼作者這樣安排?兩句說話之間明明存在張力,應該如何理解?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處理,講章即使結構清楚,也可能只是把經文重新排列一次。

所以有些講章,我聽完之後會一頭霧水;另一些甚至講了幾句,我的思想已經開始飄走。我不完全認為這只是現代人專注力下降的問題。當然,今天人的閱讀和聆聽習慣確實改變了,但作為講員,我有時也會反問:我們所講的內容,是否真的值得人繼續聽?如果一篇講章沒有一個真正需要處理的問題,只是不斷堆砌背景、資料和結論,聽眾其實很難知道整篇講章究竟要帶他去哪裏。沒有問題,就沒有張力;沒有張力,資料便只是一堆資料。資料可以全部正確,甚至非常學術,但正確的資料並不自然等於一篇好的講道。

另一個我經常留意到的現象,是有些講章很喜歡提出原文。講員說:「這個字在希伯來文是……」、「原來希臘文真正的意思是……」,會眾立即感覺好像進入了一個很深奧的世界。但我有時聽完仍然會問:為甚麼我要知道這個原文?這個字究竟解決了經文哪一個問題?它如何改變我對整段經文的理解?如果一個希伯來字或希臘字不能幫助我們澄清語義、處理文本中的張力、揭示結構或說明重要的神學關係,那麼把它搬上講台,很多時候只是展示講員的研究過程,而沒有真正完成解釋。就好像廚師把所有材料逐件放在桌上,詳細介紹產地和成分,最後卻沒有把它們煮成一道菜。原文研究當然重要,但研究的深度不應以講員說了多少希伯來文來衡量,而應看這些研究是否真正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經文。

Haddon Robinson在《合乎聖經的講道》中提出講章的「Big Idea」,其中一個重要觀念,就是一篇講章需要處理一個可以清楚表達的中心思想。Robinson以「subject」與「complement」幫助講員思考:作者究竟在談甚麼?作者對這個主題說了甚麼?這與高博士課堂中強調「問問題」的方向,在我看來有一個很自然的連結,也是對我重新的提醒。講員不能只是問:「這段經文可以分成哪三點?」而要先追問:「作者究竟在處理甚麼問題?經文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甚麼回答?」當這個核心沒有弄清楚,三點、四點甚至七點,都只可能是資料的排列;但當核心問題被抓住,講章的結構才真正有方向。

我愈來愈覺得,真正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是把一個問題講得愈來愈深奧。很多時候剛剛相反:他曾經進入問題的複雜性,知道當中有哪些歧路、爭議和困難,最後卻能夠用清楚的語言,把核心問題呈現出來。淺白並不等於膚淺。一句「他們為甚麼懷念埃及?」小學生也聽得懂,但要真正回答這條問題,背後可能涉及《出埃及記》的敘事結構、曠野傳統、以色列人的記憶,以及經文如何重新描述埃及。研究的深度不需要全部倒在聽眾身上;研究的作用,是幫助講員問出更準確的問題,再帶領會眾一步一步走進經文。

這也是為甚麼我一直覺得,做學問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每問一條好的問題,都像在牆上發現一道裂縫;沿着裂縫追下去,可能發現後面原來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知識的興趣,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產生的。不是因為老師知道很多,而是因為他讓你突然想知道:「為甚麼?」如果我們作為牧者和教師,自己都不懂得問問題,只懂得把一堆資料搬出來,我們很容易把聖經變得沉悶。更嚴重的是,我們可能以為自己正在忠於聖經,實際上卻只是把知識的重擔放在別人身上。資料愈多,會眾愈覺得聖經或信仰遙不可及;術語愈多,他們愈相信只有牧者和神學生才讀得懂。這種教導方式,某程度上與法利賽人的問題沒有太大分別:不是沒有知識,而是所傳遞的知識沒有把人帶近神的話,反而把人推得更遠。

在第一天講座最後的提問時間,我就只問了高博士一條簡單問題。我提到,過去曾有老師提醒我們,不要把太多原文搬上講台;那麼,應該如何理解原文研究與講道之間的關係?高博士的回應很實際。他的意思並不是叫傳道人不要研究原文,相反,釋經者應該做足研究。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把整個研究過程搬上講台。如果原文真的影響經文的理解,當然可以講;但講員需要先把研究消化,再用會眾能夠明白的方式說出來。重點從來不是讓會眾知道你查過希伯來文或希臘文,而是原文研究有沒有真正幫助他們明白經文。

我很認同這個方向。講員當然是聖靈所使用的媒介。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離開經文,任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同樣,也不是把幾本釋經書的內容整理、翻譯,再搬上講台,就等於忠於聖經。講員研究經文,被經文質問,在自己的生命中與神的話相遇,然後再把自己所理解的真理向群體宣講。經文沒有改變,但神使用的是一個真實的人,向一群真實的人說話。如果講道最後只剩下一本會說話的釋經書,我其實不奇怪信徒會覺得聖經枯燥乏味。

所以,這部分課堂對我而言,與其說是學會了「問問題」,不如說是再次確認一件我一直相信的事:好的研究,往往從好的問題開始;好的釋經,是讓問題不斷受經文約束;而好的講道,則是把經文所處理的問題,重新帶到人的生命面前。問題不需要故意問得深奧,但必須問得準確。

因為當問題問對了,經文縕藏的真理真的會慢慢被打開。

Antony傳道

2026年7月9日星期四

深耕主道- 第一篇 你怎樣看,決定你看見甚麼 ——高銘謙博士釋經講座學習筆記與反思(一)

最近聽了高銘謙博士三節有關釋經與查經帶領的講座。我嘗試把課堂內容重新整理,寫成三篇學習筆記與反思。這三篇文章並不是逐堂筆錄,也不是要完整重述高博士所有教學內容,而是按着他在課堂中所呈現那種高度邏輯性的釋經脈絡,重新整理我所聽見的內容,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思考整理。

多年來預備講章,我其實一直在處理「經文說甚麼」與「今天如何宣講」之間的距離。很多閱讀和判斷,做得久了,漸漸會變成一種直覺:看到重複的字會停下來,看到人物反常的反應會追問,看到敘事突然轉折,也會自然懷疑作者是否正在鋪排甚麼。高博士的課堂有意思之處,是他以很清楚的邏輯,把整個閱讀經文的過程逐層拆開,帶領我們重新檢視:當我們說自己「讀到」一段經文時,我們究竟看見了甚麼?又為甚麼偏偏看見這些東西?

高博士提出,閱讀聖經時,其實涉及三個不同的世界:文本背後的世界、文本當中的世界,以及文本前面的世界。文本背後的世界,是作者及經文形成時所處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處境;文本當中的世界,是我們實際讀到的文字、人物、事件、結構和敘事;文本前面的世界,則涉及讀者所身處的世界。這三個世界彼此相關,卻不能混為一談。我們今天讀聖經,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加拿大,有自己的文化、教育、政治制度和生活經驗;聖經作者卻活在完全不同的時空。即使只是相隔二十年,兩代人有時已經很難彼此理解,更何況我們與古代世界相隔二千多年。如果讀者沒有意識到這種距離,很容易把自己的世界直接放進經文,以為自己所理解的,就是作者當時所說的。

高博士用《歷代志》作為其中一個例子。《歷代志》所敘述的內容,大量涉及大衛、所羅門、聖殿及猶大諸王的歷史,換言之,文本當中的世界主要是第一聖殿時期的歷史。然而,《歷代志》的成書與編修背景,卻普遍被放在被擄後的波斯時期來理解。這就產生了一個很重要的閱讀距離:作者所重述的是第一聖殿的歷史,但他所面對的,卻是第二聖殿時期的群體。這群人經歷過亡國、被擄和歸回,重新建立聖殿,也重新思想自己究竟是誰。因此,當《歷代志》的作者再次書寫大衛、所羅門、聖殿、敬拜和尋求耶和華時,他並不是單純抄寫一段舊歷史,而是在一個新的歷史處境中重新述說以色列的過去。

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我們只停留在文本當中的世界,可能只會問:「大衛做了甚麼?所羅門如何建殿?」但當我們意識到文本背後的世界,問題便開始改變:為甚麼一個身處第二聖殿時期的作者,要如此仔細重述第一聖殿的歷史?為甚麼他特別強調尋求耶和華、聖殿敬拜和利未人的職分?昔日的歷史,對被擄歸回後的群體究竟有甚麼意義?同一段文字,一旦放回經文形成的世界,閱讀的厚度便完全不同。

高博士又以《詩篇》作另一個例子。每一首詩篇都有自己的文本世界,也可能有自己的歷史背景。例如《詩篇》五十一篇的標題,把詩篇放在大衛與拔示巴事件,以及拿單先知責備大衛的背景之下。這是個別詩篇背後的世界。但當我們今天打開《詩篇》,我們所讀的並不是一百五十首隨意堆放在一起的詩歌。《詩篇》本身經歷收集、編排和編輯。為甚麼第一篇放在第一篇?為甚麼某些詩篇彼此相連?為甚麼十五首「上行之詩」由一百二十篇至一百三十四篇被編排在一起?這些問題已經不再只是問個別詩人的原意,而是開始留意編輯者如何讓一組詩篇彼此對話。

高博士特別談到「上行之詩」。這十五首詩並非全部寫於同一年代,個別詩篇可能有不同作者、不同歷史處境,但後來被收集在一起,成為一個詩篇群組。當它們被放在一起,次序本身便值得研究。讀者不再只是讀一首孤立的詩,而是沿着一條被編排的路線前進。換言之,我們有時要問的是詩人說甚麼,有時也要問編輯者為甚麼把這首詩放在這裏。不同層次的問題,所處理的是不同層次的文本世界。

這讓我重新想到一件很基本、卻很容易被信徒忽略的事情:讀經並不是眼睛看見文字,就自然等於看見經文。

高博士在課堂中又曾以《約翰福音》四章四十三至四十五節示範觀察經文。他很簡單地從5W1H開始:誰?甚麼?何時?何地?為甚麼?如何?「過了那兩天,耶穌離開那地方,往加利利去。」誰離開?耶穌。離開哪裏?「那地方」。往哪裏?加利利。甚麼時候?過了兩天。做了甚麼?離開、前往。這些問題看起來非常基本,甚至簡單得令人以為沒有甚麼學問,但它們的作用,是迫使讀者先停留在經文之中,把實際存在於文本的資料逐一看清楚。

問題是,觀察是否真的完全客觀?高博士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提醒:我們總要帶着某種框架進入經文,才可能把某些資料「勾」出來。當我問Who,我會看見人物;問Where,我會看見地點;問When,我開始留意時間。如果我不再使用5W1H,而改用「比較」作為閱讀框架,我看見的東西又會不同。

仍然以《約翰福音》四章為例。當我們開始比較,就可能留意「離開」與「前往」;再讀四十四至四十五節,則會看見「沒有人尊敬」與「接待他」之間的張力。一邊是先知在自己的家鄉不受尊敬,另一邊卻是加利利人接待耶穌。當「比較」這個框架被放進經文,一些原本容易快速讀過的關係便開始浮現。若使用「分段」,我們又會開始留意一個段落從哪裏開始、在哪裏結束,某一句究竟承接上文,還是開啟下文。

因此,所謂「觀察經文」,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讀者不是一部掃描器,把經文所有資料平均地接收進來。我們總會留意某些東西,也忽略某些東西;某些字會引起我們注意,另一些細節則可能讀過十次仍然沒有看見。高博士的意思並不是說,既然人人都有框架,釋經就變成純粹主觀;相反,正因為我們知道自己需要框架,所以更要學習使用受約束、有紀律的閱讀方法,讓文本本身不斷修正我們。

也正因如此,閱讀框架的重要性,不只是幫助我們看見更多資料,更是幫助我們離開自己原有的閱讀限制。人總有自己熟悉的神學語言、關心的議題和慣常的思考方式。如果沒有一套較有紀律的閱讀方法,我們很容易以為自己正在讀經,其實只是不斷在經文中尋找自己本來已經相信的東西。

這種情況在講道中並不少見。有些講員無論講甚麼經文,最後都可以講到「所以我們要更多研讀神的話」;有些講員無論從哪一卷書開始,結論總是「所以我們要傳福音」;也有些講章,不論經文正在處理審判、盟約、聖潔、智慧,還是群體秩序,最後都可以歸結為「耶穌愛你」。研讀神的話重要,傳福音重要,耶穌愛我們當然也是真理。問題從來不是這些道理對不對,而是:眼前這段經文,究竟是不是在說這件事?

如果一個人讀不同的經文,最後總是讀出相同的答案,我們便需要問:究竟是經文在說話,還是讀者自己在說話?當一個講員不斷把自己最熟悉、最重視,甚至最喜歡的神學觀念放進不同經文,再從經文中「發現」同一個結論,這其實不是釋經,而是把自己的意念讀入經文。更困難的是,很多人自己並不察覺。他可能很真誠,也可能所講的每一句都是正確的基督教道理,但講出正確的神學命題,不等於正確地解釋了眼前這段經文。

這讓我更明白高博士為甚麼如此仔細地拆解觀察經文的過程。5W1H、比較、分段等閱讀框架,看起來只是一些基本工具,但它們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正是迫使讀者暫時離開自己最熟悉的答案,重新回到文本:誰在說話?發生了甚麼?作者為甚麼在這裏加入這一句?前後有甚麼比較?段落如何發展?框架不是限制我們閱讀,而是幫助我們看見自己的限制。

這一點對我而言很值得反思。多年預備講章後,我確實有一些自己很自然的閱讀習慣。我喜歡留意敘事中的不尋常之處,也很容易被矛盾、張力和人物行為背後的問題吸引。這與我的性格和做學問的方法有很大關係。但同一時間,這也意味着我可能特別容易看見某一類問題,而沒有那麼自然地留意另一類問題。高博士把觀察的過程拆開,反而讓我更清楚問自己:我為甚麼看見這一點?是經文真的把它放在中心,還是因為我本來就對這類問題有興趣?如果換另一個閱讀框架,我會不會看見一些原本忽略的東西?

我想,這可能就是釋經訓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訓練不是讓我們變成一個沒有個性、沒有經驗、沒有前設的讀者。事實上,這樣的讀者大概並不存在。訓練是讓我們愈來愈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也愈來愈願意讓經文約束自己的閱讀。我們不是假裝自己完全客觀,而是學習對自己的閱讀保持警覺:我帶了甚麼問題進來?我用了甚麼框架?我所看見的,有沒有足夠的文本證據?經文有沒有一些東西,正在挑戰我原先的理解?

有時我們太快問:「這段經文對我有甚麼提醒?」甚至太快想:「這篇道可以怎樣講?」但在這些問題以前,也許還有一件更基本的事:我究竟有沒有看清楚經文?

因為你怎樣看,確實會決定你看見甚麼。而釋經者需要學習的,不只是看得更多,而是看得更自覺、更仔細,也更願意讓自己所看見的,接受經文本身的檢驗。

這可能是我從高博士這幾節課堂中,再一次被提醒的事:不要急着替經文說話,先學習讓經文把自己呈現出來。

Antony傳道




2026年7月5日星期日

《在起初的故事裡:重新學習作神的子民》- 《創世記》系列:第二十七篇:〈當人失去一切,神卻在路上與他相遇〉


經文:創世記 28:1–22(新漢語譯本)
一、讀到第二十八章時,我們往往只記得那道通往天上的階梯

對許多基督徒而言,創世記第二十八章最深刻的畫面,莫過於雅各夢見一道階梯立在地上,梯頂直達天上,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來。因此,不少人閱讀這段經文時,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天梯究竟象徵甚麼。然而,若把整段經文放回創世記的敘事脈絡之中,便會發現,作者真正關心的,其實不是那道階梯,而是那位正在路上的人。

第二十七章留下的,並不是一個得勝者的凱歌,而是一個破碎的家庭。哥哥以掃懷著怨恨,母親利百加不得不安排雅各離開,而雅各自己也必須踏上一條從未走過的道路。雖然他承受了父親的祝福,也重新領受了亞伯拉罕之約,但從人的角度來看,他幾乎失去了原本熟悉的一切。因此,第二十八章並不是一個成功故事的開始,而更像是一個孤身上路的人,在未知與不安之中繼續前行。¹

二、亞伯拉罕的應許,如今開始交到雅各手中

在雅各離開之前,以撒再次為他祝福。這一次,他不再像第二十七章那樣按照自己的偏愛行事,而是清楚地把亞伯拉罕所得的福交託給雅各:

「願全能的神祝福你,使你繁衍增多,成為萬民的集會。願神把亞伯拉罕的福分賜給你,也賜給與你一起的後裔,好讓你得着你所寄居的地為業,就是神賜給亞伯拉罕的那地。」(創 28:3–4)

這段祝福標誌著創世記另一個重要的轉折。從此以後,亞伯拉罕的故事開始慢慢退到背景,而雅各將成為承載應許的人。然而,作者並沒有安排他在榮耀與成功之中接過這份使命。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時,帶著家人、牲畜與財物;而雅各離開別是巴時,卻更像一個逃亡的人。他沒有產業,也沒有妻子;沒有僕人,也沒有羊群。除了父親所給予的祝福之外,他幾乎一無所有。

創世記似乎刻意讓讀者看見,神的工作很多時候並不是在人最有把握的時候展開,而是在人的有限與缺乏之中慢慢向前。這一點,其實也與亞伯拉罕當年蒙召的經歷彼此呼應。因為神所建立的,從來不是人的王國,而是一條由祂親自保守的應許之路。²

三、就在最孤單的地方,上主主動向雅各顯現

經文簡單地記載:「雅各從別是巴出來,往哈蘭去。」(創 28:10)短短一句話,卻帶著一種深深的孤單。整段旅程之中,沒有人陪伴他,也沒有任何對話。當太陽落下,他只是碰巧來到一個地方,取了一塊石頭放在頭底下,就在那裡過夜。

作者沒有描述他的情緒,也沒有記錄他的禱告。與亞伯拉罕不同,雅各沒有築壇,也沒有呼求上主;經文甚至沒有告訴我們,他是否正在尋找神。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候,上主主動向他顯現。

更令人驚訝的是,神並沒有首先責備他,也沒有重新追究第二十七章所發生的一切。祂首先宣告自己的身分:

「我是上主,你祖父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創 28:13)

然後,祂重新向雅各宣告土地、後裔,以及萬國得福的應許。

當雅各以為自己的人生正在瓦解的時候,神卻沒有離開。人的失敗並沒有使神的應許中斷,而人的混亂,也沒有使神停止祂的工作。第二十八章讓人看見,並不是雅各找到了神,而是神先來到雅各面前。³

四、整個異象最重要的,不是階梯,而是上主沒有離開

歷代以來,不少人都好奇那道階梯究竟代表甚麼。然而,作者真正花篇幅記錄的,卻是上主所說的話:

「看啊,我與你同在,我必守護你,無論你往哪裏去,我都要領你回到這土地。因為我決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就了我對你所說的。」(創 28:15)

對一個正在逃亡、前途未明的人而言,這句話甚至比土地、後裔和未來更加重要。因為神並沒有先把所有問題解決。以掃仍然懷著怒氣,前面的道路仍然充滿未知,而等待著雅各的,也將是一段漫長而複雜的歲月。神沒有向他展示未來二十年的細節,也沒有提前把所有答案交給他。

祂只是應許:

「我與你同在。」

而這句話,將會陪伴雅各走過往後漫長的歲月。⁴

五、伯特利成為雅各真正信仰旅程的起點

雅各醒來之後,驚訝地說:「上主真的在這地方,我竟然不知道!」(創 28:16)接著,他又說:「這個地方多麼可畏!這不是別的,這真是神的殿,這是天的門!」(創 28:17)於是,他把那塊曾經作為枕頭的石頭立起來作柱子,又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有趣的是,當夜甚麼都沒有改變。雅各仍然要繼續上路;他的哥哥沒有與他和好;他的問題沒有立刻得到解決;他仍然是一個流浪的人。然而,有一件事情開始不同了。從前,他一直活在祖父和父親的故事裡。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而雅各似乎一直只是這個家族故事中的一部分。然而,在伯特利,上主親自向他顯現。直到這一刻,雅各才開始有屬於自己的經歷。

信仰可以承傳,但沒有人能夠直接繼承別人的經歷。我們可以活在上一代的見證裡,也可以承受別人留下來的祝福,但最終,每一個人都需要有自己的伯特利。對有些人來說,那可能是在青年時期;對另一些人而言,卻可能是在某段失落、孤單,甚至不得不重新開始的日子裡。很多時候,人並不是在一切順利的時候才真正認識神,而是在走投無路的地方,才慢慢發現,原來上主一直都在。⁵

六、雅各的信心,仍然在路上

故事最後,雅各許了一個願:

「如果神與我同在,在我所走的這條路上守護我,給我飯吃、給我衣服穿,使我平安回到我父親的家,上主就必做我的神。」(創 28:20–21)

讀到這裡,我們或許會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即使經歷了異象,即使親耳聽見上主的應許,雅各的回應仍然帶著某種條件性的色彩。他似乎仍然在學習相信,也仍然在摸索神究竟是否真的會照祂所說的去行。然而,《創世記》並沒有因此否定雅各。作者沒有急著把他塑造成信心成熟的人,也沒有把伯特利描述成一切問題的終點。相反,這更像是一段漫長旅程的開始。

事實上,接下來等待著雅各的,將是二十年的漫長歲月,是另一個充滿欺騙與張力的家庭,是一次又一次的掙扎與改變。哥哥的怒氣尚未平息,拉班的故事才剛剛開始,而雅各自己也仍然需要經過漫長的塑造,才慢慢學會甚麼叫作信靠。

然而,第二十八章並沒有急著替這一切下結論。它沒有告訴讀者,雅各從此以後便不再跌倒,也沒有告訴讀者,經歷了伯特利之後,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它只是安靜地留下了一個應許:當雅各仍然在路上的時候,上主已經應許與他同行。

雅各仍然在路上。

而神,也仍然與他同行。

結語

從人的角度來看,第二十八章並不是一個成功的開始。雅各正在逃亡,前途未明,甚至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他沒有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時的從容,也沒有後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榮耀;他所擁有的,不過是一塊石頭、一個夢,以及一句「我與你同在」的應許。

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處境裡,上主親自向他顯現。當雅各以為自己正在失去一切的時候,他並不知道,前面等待著自己的,仍然是漫長的歲月,是更多的掙扎,也是更多的塑造。

伯特利那一夜,並沒有結束他的問題。

但從那一夜開始,在那條不得不走的路上,雅各不再是孤身一人。

而整卷《創世記》接下來的故事,也將慢慢讓人看見,那塊石頭、那個夢,以及那句「我與你同在」的應許,將如何陪伴他走過往後漫長的一生。

Antony 傳道


註腳

¹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6–50 (WBC 2; Dallas: Word Books, 1994).

²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³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rev.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2).

⁴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⁵ John H. Sailhamer, The Pentateuch as Narrativ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

《在起初的故事裡:重新學習作神的子民》- 《創世記》系列:第二十六篇:〈當每一個人都想抓住祝福,失去的卻比得到的更多〉

經文:創世記 27:1–46(新漢語譯本)

一、讀到第二十七章時,我們往往先想到欺騙,卻忽略了這個家庭早已出現裂縫

對不少基督徒而言,創世記第二十七章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是雅各欺騙父親、奪取祝福的故事。因此,很多人自然會問:雅各這樣做對嗎?神是否默許他的手段?甚至有人會感到困惑,為甚麼最後得到祝福的人,竟然是那位用計謀的人。然而,若仔細閱讀,便會發現,這場危機其實並不是從第二十七章才開始。

早在前一章,作者已經讓讀者看見這個家庭裡長久存在的張力。「以撒愛以掃,因為有獵物給他吃;利百加卻愛雅各。」(創25:28)這一句看似平淡的描述,其實已經為後來的衝突埋下伏筆。父親偏愛長子,母親偏愛幼子;兩個兒子在不同的期待之中長大;而那位曾經向利百加宣告「大的要服侍小的」(創25:23)的上主,似乎慢慢被放到家庭關係的邊緣。因此,第二十七章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欺騙,而是一個早已失去平衡的家庭,在長久累積的偏愛與張力之下,終於走向破裂。若把這段經文孤立地看成一場單純的欺騙事件,反而容易忽略作者早已鋪陳多時的家庭張力。¹

二、每一個人都希望事情按照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發展

故事開始時,以撒知道自己年老,兩眼昏花,不知道哪一天便會離世,於是希望在死前為長子以掃祝福。從人的角度來看,這並沒有甚麼奇怪。以掃是長子,也是他一直所疼愛的兒子。然而,讀者知道,神昔日早已向利百加說過:「大的要服侍小的。」(創25:23)於是,當利百加聽見丈夫與以掃的對話,她立刻開始安排一切,希望雅各能夠得到祝福。

值得留意的是,整個故事裡,沒有一個人真正拒絕神。以撒並非不相信神,只是他仍然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未來;利百加也不是不相信神,她甚至可能因為記得神昔日的應許,所以決定主動介入;雅各雖然有所遲疑,但經文並沒有告訴我們他真正擔心的是甚麼,只記載他害怕被父親識破,結果招來咒詛;至於以掃,雖然曾經輕看長子的名分,如今卻不願失去長子的祝福。

於是,一幅十分諷刺的圖畫便呈現在讀者眼前。每一個人都相信祝福的重要,每一個人也都希望事情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方向發展。然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之中,每一個人都開始依靠自己的方法,而不再願意等待神自己的時間。這一幕,其實讓人想起亞伯拉罕與撒拉在夏甲事件中的經歷。人未必是不信,只是當等待變得漫長,當未來變得不確定,人便很容易開始用自己的方法,推動神的工作向前。²

三、得著祝福的人,並沒有因此得著平安

當雅各假扮以掃來到父親面前時,整段經文充滿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以撒雖然眼睛昏花,卻仍然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

「這聲音是雅各的聲音,這雙手卻是以掃的手。」(創27:22)

然而,最終,他還是為雅各祝福。

緊接著,以掃回來了。當真相揭開的時候,經文沒有描述任何人的喜樂,反而充滿震動與眼淚。

「以撒就顫抖,大大顫抖不已。」(創27:33)

「以掃一聽他父親的話就哭號,大聲哭號,痛心不已。」(創27:34)

當讀者回頭再看整個故事時,便會發現,真正令人感到意外的,不是雅各是否得著祝福,而是得著祝福之後,這個家庭並沒有因此恢復平安。以撒仍然顫抖,以掃仍然痛哭,利百加開始害怕,而雅各則必須離開家園。

值得留意的是,以掃的眼淚是真實的,他的痛苦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者早已提醒讀者,那位如今如此珍惜祝福的人,曾經為了一碗紅湯,輕易放棄長子的名分。因此,第二十七章並沒有把任何一個人簡單地分成受害者與加害者。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也都活在自己的有限之中。《創世記》的人物從來不是理想化的英雄,他們的信心與軟弱、盼望與自私,往往交織在一起,而作者也刻意保留這種複雜性。³

四、神的應許沒有失敗,但人的傷痕卻是真實的

創世記第二十七章最成熟的地方,在於作者既沒有否定神的恩典,也沒有淡化人的責任。

神的應許並沒有因此失敗。雅各確實成為承受應許的人,而神昔日向利百加所說的話,也最終成為事實。然而,這並不表示人的方法沒有後果。

以掃因為失去祝福而懷恨在心,甚至決定在父親離世之後殺死雅各。利百加聽見之後,只能趕緊安排兒子逃往哈蘭。最令人感到唏噓的是,她對雅各說:

「等你哥哥的怒氣轉消,忘記你對他所做的事,我就派人把你從那裏接回來。」(創27:45)

然而,從此以後,聖經再沒有記載這對母子重聚。

那位最希望保護雅各的人,很可能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兒子。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把神的恩典理解成「一切最終都會變好」,然而《創世記》卻沒有如此簡單。神的應許確實繼續向前,但這並不表示人所造成的傷害會自動消失。以掃心中的怨恨是真實的,雅各的流亡是真實的,而利百加的失去,同樣是真實的。聖經沒有試圖否認這些傷痕,反而容許它們留在故事之中。神的信實與人的責任,並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共同構成這段敘事的重量。⁴

五、真正維繫這個故事的,從來不是人的完全

若從人的角度來看,第二十七章幾乎是一場徹底的混亂。一位偏愛長子的父親,一位急於保護兒子的母親,一位習慣抓住機會的弟弟,以及一位充滿怨恨的哥哥。沒有一個人真正像信心英雄。

或許,第二十七章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正在於我們很容易在這個家庭裡,看見自己的影子。我們未必像雅各一樣欺騙,也未必像利百加一樣安排一切;然而,我們同樣會害怕失去,同樣會急於推動事情發展,也同樣希望透過自己的方法,把一些重要的人和事牢牢抓在手中。

因此,這段經文真正向讀者提出的問題,也許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當事情不在我們掌握之中的時候,我們是否仍然願意相信,上主仍然能夠完成祂自己的工作?

創世記第二十七章,也許是整卷《創世記》最令人唏噓的一章。因為在這個家庭裡,沒有真正的贏家。得到祝福的人開始流浪;失去祝福的人心中充滿怨恨;最愛兒子的母親,很可能從此再沒有見過自己的兒子;而那位想把祝福留給長子的父親,也只能在震驚與顫抖之中,看著整個家庭慢慢分裂。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創世記》並沒有在這裡畫上句號。作者沒有急於修補所有關係,也沒有急於替每一個人辯護。他只是讓這些眼淚、怨恨、後悔與傷痕停留在故事之中。而也正是在這片混亂之中,下一章,那位正在逃亡的雅各,將要在曠野之中遇見神。

原來,真正維繫這個故事的,從來不是人的完全,而是那位在人最混亂、最破碎、甚至最無法挽回的時候,仍然不離不棄的上主。《創世記》一再讓人看見,真正推動救贖歷史向前的,並不是人物本身的成功,而是神自己對祂應許的信實。⁵

Antony 傳道


註腳

¹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6–50 (WBC 2; Dallas: Word Books, 1994).

²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³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rev.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2).

⁴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⁵ John H. Sailhamer, The Pentateuch as Narrativ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

《在起初的故事裡:重新學習作神的子民》- 《創世記》系列:第二十五篇: 〈當一切看似重複,神的應許卻仍然向前〉

經文:創世記 26:1–35(新漢語譯本)

一、讀到第二十六章時,我們往往以為只是亞伯拉罕故事的重覆

創世記第二十六章,是整卷《創世記》裡十分特別的一章。

不少人讀到這裡時,都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又一次遇見饑荒,又一次來到基拉耳,又一次因害怕而稱自己的妻子是妹妹,又一次與亞比米勒有所接觸;後來重新挖井,也令人想起亞伯拉罕昔日所經歷的一切。因此,不少讀者都會以為,這一章只是把亞伯拉罕的人生重新演繹一次,似乎沒有新的內容。

然而,若細心閱讀,便會發現作者刻意保留這些熟悉的情節,並不是因為沒有新的故事可說,而是希望讀者思考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當亞伯拉罕離世之後,神向他所立的約是否仍然繼續?應許會否隨著第一代人的離開而停止,還是仍然延續到下一代?

因此,第二十六章真正關心的,並不是事件是否重覆,而是神的應許如何一代又一代地向前推進。作者一次又一次寫下那些「重新發生」的事情,也讓讀者慢慢看見,神的工作很多時候正是在那些看似平凡、甚至不斷重覆的日子裡,默默地繼續。¹


二、神重新堅立祂的應許,以撒卻仍然需要學習自己的信心

故事一開始,那地再次鬧饑荒。這一句話立刻讓人想起亞伯拉罕昔日所經歷的考驗。當年,亞伯拉罕因著饑荒下到埃及;如今,相似的處境再次臨到以撒。然而,這一次,上主首先向他顯現,說:「你不要下到埃及去,要住在我對你所說的這地。」(創26:2)接著,神再次重申祂向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包括土地、後裔,以及萬國因他得福的應許。

這段話標誌著《創世記》另一個重要的轉折。亞伯拉罕雖然已經離世,但神並沒有開始另一個新的計劃,而是繼續帶領他的兒子,讓祂的應許在新的世代裡延續下去。然而,應許可以延續,信心卻不能直接承接。不久之後,以撒也像父親一樣,因害怕而說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妹。故事幾乎重演了上一代的軟弱,也提醒讀者,人的本性並不會因世代更替而自然改變。

然而,神並沒有因此收回祂的應許。人的失敗沒有使神停止祂的工作,而神與人立約的根基,也從來不是因為人已經完全,而是因為祂自己始終信實。第二十六章讓人看見,神所延續的,不只是亞伯拉罕的故事,更是祂自己永不改變的信實。²


三、有時候,真正的信心不是爭取,而是願意退讓

故事發展到後半段,焦點逐漸轉向一連串關於水井的記載。

非利士人堵塞了亞伯拉罕昔日所挖的井,以撒便重新把它們挖開;當僕人找到新的活水井時,基拉耳的牧人又前來爭奪。第一口井被稱為「埃色」,因為彼此爭吵;第二口井名叫「西提拿」,因為仍然受到敵對。然而,以撒並沒有選擇據理力爭,也沒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每一口井,而是不斷向前,再一次尋找神所預備的地方。直到第三口井,終於沒有人再與他爭競,他便說:「因為現在上主使我們寬廣,我們必在這地繁衍起來。」(創26:22)

今天的人很容易把信心理解成勇敢爭取、不斷突破,然而,以撒卻讓人看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生命。他並不是軟弱,也不是沒有能力,而是相信神所賜的祝福,不需要靠人的手段去抓住。真正屬於神的恩典,不會因人的退讓而失去;反而是在願意放下自己的爭競時,人更深體會到神親自預備的豐富。

更值得留意的是,故事並沒有停留在退讓本身。曾經要求以撒離開的亞比米勒,後來反而親自來到別是巴,希望與他立約,並坦白承認:「我們確實看見上主與你同在。」(創26:28)作者沒有直接把兩件事情連在一起,也沒有告訴讀者,這是否就是以撒退讓所帶來的結果;他只是把這幅圖畫安靜地放在讀者面前。有時候,真正讓人看見神的,不一定是人的能力,而是在人的生命裡,神自己一直與他同在。³


四、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建立屬於自己的祭壇

離開利河伯之後,以撒來到別是巴。就在那裡,上主再次向他顯現,對他說:「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創26:24)於是,以撒建造了一座祭壇,以上主的名祈求,又在那裡搭起帳棚,僕人也在那裡重新挖井。

這一幕令人想起亞伯拉罕昔日在迦南所做的一切。祭壇、帳棚、水井,再一次同時出現在故事之中。然而,這一次站在祭壇旁邊的,不再是亞伯拉罕,而是以撒自己。

直到這裡,讀者才真正明白第二十六章的重要性。亞伯拉罕曾經築壇,但以撒不能一生只活在父親的祭壇旁邊;亞伯拉罕曾經經歷神,以撒也必須親自經歷神。信仰可以在家庭中被傳講,也可以在教會裡被承傳,但沒有人能夠直接繼承另一個人的信心。每一個世代,都需要重新學習相信;每一個人,也都需要重新建立屬於自己的祭壇。⁴


五、就在故事結束之前,作者把鏡頭轉向了以掃

第二十六章最後,作者忽然把鏡頭從以撒轉向他的長子以掃。

經文記載,以掃四十歲時娶了兩位赫人女子為妻,而她們「令以撒和利百加心靈愁苦」。作者沒有進一步評論,也沒有解釋其中原因,只留下這一句簡短的描述。然而,放在整章的最後,它卻形成了一個十分鮮明的對比。

就在同一章裡,以撒重新築壇,也重新學習在自己的世代裡回應神;然而,以掃卻沒有走進父親所走過的道路,而是按著自己的判斷作出選擇。作者沒有急於責備他,只是讓讀者看見,同一個家庭裡,不同的人,仍然需要作出屬於自己的回應。

第二十四章,以撒的婚姻承接了亞伯拉罕的應許;到了第二十六章,以掃的婚姻卻為父母帶來愁苦,也為接下來雅各與以掃之間的故事埋下伏筆。《創世記》再次提醒我們,神的應許會一代一代地延續,但每一代人,仍然需要自己選擇是否願意走進神的故事之中。⁵


結語

創世記第二十六章沒有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時的壯闊,也沒有雅各在伯特利夢見天梯那樣震撼人心。作者只是記錄了一位平凡的人,在飢荒之中順服神的引導,在衝突之中一次又一次重新挖井,在別是巴重新築壇敬拜。

然而,也正是在這些看似平凡、甚至不斷重覆的日子裡,神的應許沒有停止,反而一步一步地向前延續。

第二十六章讓人看見,神很多時候並不是透過轟轟烈烈的神蹟來成就祂的工作,而是在那些一次又一次重新開始的日子裡,默默守護祂所立的約。亞伯拉罕的故事雖然結束了,但神的故事仍然繼續;而祂的百姓,也是在一次又一次重新相信、重新順服、重新築壇的過程裡,慢慢學會與祂同行。

Antony 傳道


註腳

¹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6–50 (WBC 2; Dallas: Word Books, 1994).

²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³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rev.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2).

⁴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⁵ John H. Sailhamer, The Pentateuch as Narrativ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

《從浸信會傳統、歷史與神學重新思想教會(實踐篇)》(13) 真正承傳的是甚麼? ——浸信會真正留下的,不是一套制度,而是一種對教會的信念

 

如果說,第十二篇所談的是下一代領袖如何被辨識、陪伴、成全和差派,那麼來到整個《從浸信會傳統、歷史與神學重新思想教會(實踐篇)》的最後,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便自然浮現:究竟,一間教會真正能夠長久延續下去,所依靠的是甚麼?

很多時候,我們很自然會想到制度。我們關心章程是否完善、架構是否清晰、委員會是否健全、領袖培育是否完整,也希望建立一套足以支撐教會未來發展的治理模式。然而,當一路回顧浸信會四百多年的歷史,我愈來愈相信,一間教會真正能夠長久延續,所依靠的從來不只是制度,而是一群人共同相信:基督今天仍然在祂的教會中掌權,聖靈今天仍然在祂的百姓中工作。教會不是一個依靠制度維持運作的組織,而是一個願意一起尋求神心意、一起承擔使命、一起跟隨基督的屬靈群體。

這並不是否定制度的重要。健康的制度本身就是神所賜的恩典。制度能夠建立界線、保護群體、避免權力被濫用,也使教會的運作更有秩序。然而,制度真正的價值,不是在於取代生命,而是在於保護生命;不是取代信任,而是在信任受到考驗時,仍然守護整個群體。因此,制度與關係從來不是彼此競爭,而是彼此成全。制度可以維持秩序,卻不能產生生命;制度可以規範程序,卻不能建立信任。真正讓制度發揮作用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背後那群願意彼此信任、共同承擔,也共同順服基督的人。

這正是浸信會教會觀最獨特的地方。艾德加.楊.穆林斯(E. Y. Mullins)提出「靈魂自由」(Soul Competency)的觀念,相信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都能直接來到神面前回應祂,也相信聖靈願意向每一位信徒工作。¹ 正因如此,浸信會一直強調信徒皆祭司、地方教會自治,以及整個群體共同承擔教會的方向。它沒有一個中央權威代替地方教會作所有決定,也不認為真理只掌握在少數領袖手中,而是相信神願意透過整個教會,引導祂自己的教會。

然而,這些信念從來都不是一套行政制度,而是一種對教會的信念。信徒皆祭司,需要相信神也會向別人工作;地方教會自治,需要相信整個群體都需要一起承擔;共同辨識,需要相信神不只帶領個人,也帶領整個教會。若失去這份相信,信徒皆祭司便容易變成人各有理;地方教會自治便容易變成各自為政;會眾治理便可能退化成單純的多數決文化;共同辨識也容易變成沒完沒了的爭論。浸信會四百多年來一直努力守護的,其實不是某一套制度,而是這份共同的信念:神仍然透過整個群體工作。

回頭再看,整個《從浸信會傳統、歷史與神學重新思想教會》其實並不是十三個彼此獨立的課題,而是一段由神學走向實踐的旅程。我們從信徒皆祭司開始,相信聖靈向每一位信徒工作,因此重新思想地方教會自治,以及群體如何共同辨識神的心意。然後,我們重新理解委員會文化、不同聲音、領袖培育,以及世代承傳。我們談重要的事情需要慢下來,是因為相信神的工作不能只靠效率;我們談共同辨識,是因為相信聖靈不只帶領個人,也帶領整個群體;我們談委員會文化,是因為程序不能代替生命;我們談不同聲音,是因為真正的合一並不等於所有人都完全一致;我們談領袖培育與世代承傳,是因為真正的領袖不是被制度製造出來,而是在群體中被辨識、被陪伴,也被差派。最後,我們發現,這一切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建立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而是建立一個願意一起相信神、一起跟隨基督、一起承擔使命的群體。

然而,今天許多加拿大華人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也正正在這裡。移民流動頻繁,世代文化差異愈來愈大,生活節奏愈來愈急速。很多教會一起聚會多年,卻未必真正同行多年;一起事奉多年,卻未必真正認識彼此。我們知道誰負責哪一個部門,也知道誰擔任哪一個職位,卻未必知道對方生命中的故事、屬靈的掙扎,以及神如何一路塑造他的生命。

因此,有人會問:如果建立信任需要多年同行,那麼流動率如此高的移民教會,還有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嗎?

也許,我們一直把問題問反了。

很多人以為,只有建立足夠的信任之後,教會才能開始共同辨識;然而,也許事情正好相反。

共同辨識,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重要途徑。

當教會願意一起禱告、一起查考聖經、一起分享、一起等待、一起聆聽,信任便在這些過程中慢慢形成。共同辨識從來不只是一套決策程序,更是一種屬靈操練。在這個過程裡,我們慢慢發現:即使彼此有不同意見,我們仍然可以一起尋求神;即使自己的建議沒有被採納,自己的聲音仍然受到尊重;即使最後作出的決定不是自己原本期待的,我們仍然願意相信,神仍然在整個群體中工作。真正持久的信任,不是因為大家沒有分歧,而是因為大家願意一起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神的心意之下,一起順服基督,也一起承擔群體所作出的決定。

這也正是新約所描繪的教會。保羅很少把教會描述成一個組織,他更喜歡使用身體、家庭和團契等充滿關係性的圖像。教會不是一群因共同利益而聚集的人,而是一群因基督而彼此連結的人。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提醒我們,真正的基督徒群體不是建立在人彼此理想化的期待,而是建立在基督已經接納我們的恩典之上。² 史丹利.葛倫茲(Stanley J. Grenz)則指出,人是按著三一上帝群體性的形象受造,因此基督徒生命的成熟,不是在孤立之中完成,而是在彼此相愛、彼此建立之中長成基督的身量。³ 正因如此,真正承載使命的,往往不是架構,而是生命;不是程序,而是同行。很少有人會為一套制度付上生命,但很多人會為一群自己所愛的人付上生命;很少有人會因為一份章程而留下來,卻有很多人因為被接納、被信任、被同行,而願意繼續留在教會。

回顧浸信會四百多年的歷史,我愈來愈相信,它留給今天教會最珍貴的,不是一套治理制度,也不是一套行政程序。

它留下的,是一個信念。

相信基督今天仍然在祂的教會中掌權。

相信聖靈今天仍然在祂的百姓中工作。

相信神仍然透過一群願意彼此信任、共同辨識、彼此承擔的人,引導祂的教會。

或許,這才是浸信會真正承傳給今天教會最珍貴的遺產。

它所承傳的,不是一套制度。

而是一種教會觀。

它相信,教會不是一個依靠制度維持運作的組織,而是一群因著基督彼此相連、因著聖靈共同辨識、因著福音一起承擔使命的人。

這也是我寫下整個《從浸信會傳統、歷史與神學重新思想教會》最大的盼望。

我並不是希望每一間教會都變成同一個樣子,也不是希望所有浸信會都採用同一套制度或做法。

我真正盼望的是,今天每一間教會,都願意再次相信:基督仍然掌權,聖靈仍然工作,教會仍然可以一起辨識神的心意。

或許,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挑戰,每一間教會也都有不同的處境。我們未必會作出相同的決定,也未必會建立相同的制度。然而,只要我們仍然願意彼此信任、共同辨識、一起承擔,也一起順服基督,我相信教會便仍然走在主一直帶領祂教會前行的道路上。

因為直到今天,真正建立教會的,仍然不是人的智慧。

而是那位仍然在祂教會中工作的主。

Antony傳道


註腳

1. 艾德加.楊.穆林斯E. Y. Mullins,1860–1928),《The Axioms of Religion》(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08),53–74。穆林斯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浸信會神學家之一,提出「靈魂自由」(Soul Competency)的觀念,強調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都能直接向神負責,並在聖靈引導下回應神,成為浸信會「信徒皆祭司」及地方教會自治的重要神學基礎。另參 詹姆斯.李奧.加勒特James Leo Garrett Jr.,1925–2020),《Baptist Theology: A Four-Century Study》(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9),169–188。加勒特指出,浸信會的治理模式並非單純的民主制度,而是建立在整個群體共同順服基督、共同承擔使命的信念之上。

2.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Life Together》(New York: HarperOne, 1954),21–39。潘霍華是德國路德宗牧師及神學家,因參與反抗納粹政權而殉道。他指出,真正的基督徒群體不是建立在人彼此理想化的期待,而是建立在基督已經接納我們的恩典之上。

3. 史丹利.葛倫茲Stanley J. Grenz,1950–2005),《Created for Community: Connecting Christian Belief with Christian Living》(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1998),143–170。葛倫茲是加拿大浸信會神學家,也是當代福音派重要神學家之一。他強調人是按著三一上帝群體性的形象受造,因此基督徒生命的成熟,必須在群體生活、彼此相愛與共同建立中實現,而非停留於個人主義的信仰。


Rethinking the Church through Baptist Tradition, History, and Theology (Practical Reflections)
Part 13 - What Is the True Legacy? The Baptist tradition has not primarily handed down a system of governance, but a theological vision of the church.

If the previous chapter explored how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is discerned, accompanied, equipped, and sent, then, as we arrive at the final chapter of Rethinking the Church through Baptist Tradition, History, and Theology (Practical Reflections), a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naturally emerges: What truly enables a church to endure across generations?

Our instinctive answer is often structure. We concern ourselves with constitutions, organizational charts, committee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models. We seek systems capable of sustaining the church’s future. Yet, as I have reflected upon more than four centuries of Baptist history, 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vinced that what ultimately enables a church to endure is not merely its institutions, but a shared conviction: that Christ still reigns over His church today, and that the Holy Spirit continues to work among His people.

The church is therefore not simply an organization held together by structures. It is a spiritual community that continually seeks God’s will, shares His mission, and follows Christ together.

This is not to diminish the importance of structure. Healthy structures are themselves gifts from God. They establish appropriate boundaries, protect the community, guard against the abuse of authority, and enable the church to function with wisdom and order. Yet the true purpose of structure is never to replace life, but to safeguard it; never to substitute for trust, but to preserve trust when it is tested.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s are therefore not competitors but partners. Structure can preserve order, but it cannot generate life. It can regulate procedures, but it cannot create trust. Ultimately, what gives structure its true meaning is not the structure itself, but the people behind it—a people willing to trust one another, bear responsibility together, and submit together to the lordship of Christ.

Here we arrive at one of th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of Baptist ecclesiology. E. Y. Mullins’ doctrine of Soul Competency teaches that every regenerated believer is able to respond directly to God and that the Holy Spirit works through every believer.¹ Because of this conviction, Baptists have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local church autonomy, and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congregation in discerning the church’s direction. Rather than entrusting ultimate authority to a centralized hierarchy or assuming that truth resides exclusively in a select group of leaders, Baptists have long believed that God continues to lead His church through the gathered community of believers.

Yet these convictions were never meant to function merely as a system of church administration. They express a particular way of understanding what the church truly is.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requires us to believe that God also speaks through others.

Local church autonomy requires us to believe that the whole congregation shares responsibility before Christ.

Communal discernment requires us to believe that God leads not only individuals but also His church as a whole.

Once this conviction is lost, however, each of these Baptist distinctives begins to unravel.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can deteriorate into individualism, where everyone insists on being right. Local church autonomy can fragment into congregational isolation. Congregational governance can deteriorate into mere majority rule. Communal discernment can dissolve into endless debate.

For more than four centuries, what Baptists have sought to preserve has never simply been a particular ecclesiastical system. Rather, they have sought to preserve a shared conviction—that God continues to work through His people as a community.

Looking back, this entire Rethinking the Church through Baptist Tradition, History, and Theology series has never really consisted of thirteen unrelated topics. Rather, it has traced a theological journey from conviction to practice.

We began with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affirming that the Holy Spirit works through every believer. From there we reconsidered local church autonomy and the way God’s people discern His will together. We then reflected on committee culture, differing voices within the congregati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We argued that important decisions require us to slow down because God’s work cannot simply be measured by efficiency. We emphasized communal discernment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guides not merely individuals but the whole body of Christ. We re-examined committee culture because procedures can never replace spiritual life. We considered differing voices because genuine unity is not the same as uniformity. We reflected 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because authentic leaders are not manufactured by institutional systems but are discerned, accompanied, equipped, and ultimately sent by the community of faith.

In the end, we discovered that the central concern behind all these discussions has never be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sophisticated organizational system. Rather, it has been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willing to believe God together, follow Christ together, and bear His mission together.

Yet this is precisely where many Chinese churches in Canada face one of their greatest challenges today. Immigration has made congregations increasingly transient. Genera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ontinue to widen. The pace of life grows ever faster. Many believers have worshiped together for years without truly journeying together. They have served alongside one another without ever deeply knowing one another. We know who oversees each ministry and who occupies each leadership position, yet we often know very little about one another’s stories, spiritual struggles, or the ways in which God has patiently shaped each person’s life.

This naturally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If trust requires years of walking together, can immigrant churches—with such constant movement and transition—ever cultivate genuine trust?

Perhaps we have been asking the wrong question.

Many assume that a church must first establish sufficient trust before it can practise communal discernment.

Perhaps the opposite is true.

Communal discernment is itself one of God’s primary means of cultivating trust.

When the church chooses to pray together, study Scripture together, share openly, wait patiently, and listen carefully to one another, trust is gradually formed through those very practices. Communal discernment is not merely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t is a spiritual discipline.

Through this process, we gradually discover that even when we disagree, we can still seek God’s will together. Even when our own proposals are not adopted, our voices can still be genuinely heard and respected. Even when the final decision differs from what we had hoped for, we may still trust that God continues to work through the whole community.

Lasting trust, therefore, is not the absence of disagreement. Rather, it is the willingness of God’s people to place their own preferences beneath God’s will, to submit together to Christ, and to bear togeth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community.

This is precisely the picture of the church presented throughout the New Testament. Paul rarely describes the church as an organization. Instead, he consistently speaks of it as a body, a family, and a fellowship—images that are profoundly relational in nature. The church is not a gathering of people united merely by common interests; it is a people united in Christ.

Dietrich Bonhoeffer reminds us that authentic Christian community is not built upon our idealized expectations of one another but upon the grace by which Christ has already accepted us.² Stanley J. Grenz likewise argues that humanity is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the triune God, whose very being is relational. Consequently, Christian maturity is never achieved in isolation but is formed through mutual love, mutual edification, and shared life within the community of believers.³

For this reason, what ultimately carries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rarely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ut its shared life; not its procedures, but its fellowship.

Few people would willingly lay down their lives for an institution.

Many would gladly do so for people whom they genuinely love.

Few remain in a church because of its constitution.

Many remain because they have been accepted, trusted, and accompanied by fellow believers.

Looking back over more than four centuries of Baptist history, 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vinced that the most precious legacy handed down to the church today is neither a particular form of church government nor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It is a theological vision of the church.

It is the conviction that Christ continues to reign over His church today.

It is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Holy Spirit continues to work among God’s people today.

It is the conviction that God continues to guide His church through a community willing to trust one another, practise communal discernment together, and share responsibility together.

Perhaps this is the Baptist tradition’s greatest gift to the church today.

What it has handed down is not primarily a system.

It has handed down a theological vision of what the church truly is.

It believes that the church is not an organization held together merely by structures, but a people united in Christ, discerning together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and bearing God’s mission together through the gospel.

This has been my deepest hope in writing this entire series, Rethinking the Church through Baptist Tradition, History, and Theology (Practical Reflections).

My hope has never been that every church should become identical, nor that every Baptist church should adopt precisely the same structures or methods.

Rather, I hope that churches today will once again believe that Christ still reigns, that the Holy Spirit still speaks, and that the church is still capable of discerning God’s will together.

Every generation faces its own challenges, and every congregation serves within its own unique context. We will not always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s, nor should every church necessarily adopt the same structures. Yet as long as we remain willing to trust one another, discern together, bear responsibility together, and submit ourselves together to Christ, I believe the church will continue to walk along the path on which the Lord Himself has always led His people.

For even today, the church is ultimately not built by human wisdom.

It is built by the Lord who continues to work in the midst of His church.

Pastor Antony


Notes

1. E. Y. Mullins (Edgar Young Mullins, 1860–1928), The Axioms of Religion (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08), 53–74. Mullin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Baptist theolog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veloped the doctrine of Soul Competency, emphasizing that every regenerated believer bear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before God and is able to respond directly to Hi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This conviction became one of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for both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and local church autonomy within the Baptist tradition. See also James Leo Garrett Jr. (1925–2020), Baptist Theology: A Four-Century Study (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9–188. Garrett argues that Baptist polity is not simply a democratic mechanism but is grounded in the shared conviction that the entire congregation is called to submit together to Christ and to participate together in His mission.

2.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Life Together (New York: HarperOne, 1954), 21–39. Bonhoeffer, a German Lutheran pastor and theologian who was executed for his resistance to the Nazi regime, argues that authentic Christian community is grounded not in our idealized expectations of one another but in Christ’s gracious acceptance of us.

3. Stanley J. Grenz (1950–2005), Created for Community: Connecting Christian Belief with Christian Living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1998), 143–170. Grenz, a Canadian Baptist theologian and one of the leading evangelical theologians of his generation, contends that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the triune God. Consequently, Christian maturity is cultivated not through isolated individualism but through life together, mutual love, and shared particip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of faith.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assisted by ChatGPT.


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

《從浸信會傳統、歷史與神學重新思想教會(實踐篇)》(12) 教會如何興起下一代領袖? ——從「信徒皆祭司」重新思想辨識、培育與差派

如果說,第十一篇談的是共同辨識最大的張力,那麼一個更長遠,也更令許多教會關心的問題便自然浮現:當上一代逐漸退下來,誰來承接下一棒?而下一代領袖,又是如何被興起的?

今天,無論是華人教會、浸信會,還是其他宗派,每當談到教會未來,我們很自然便想到接班、承傳、培訓和領袖發展。我們會設計不同的課程,建立實習制度,安排領袖訓練,希望預備更多弟兄姊妹承擔事奉。然而,當我重新回顧浸信會四百多年的歷史,也重新思想「信徒皆祭司」這項核心信念時,我愈來愈覺得,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問題。浸信會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誰來接替哪一個位置」,而是「神今天正在祂的教會裡興起誰」。

這兩種問題,看似只是先後次序不同,背後卻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會觀。如果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培養領袖,焦點便很容易放在制度、課程、技術和安排,希望透過教會把一個人塑造成領袖。然而,如果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辨識神所興起的人,焦點便不再是「誰最有能力」,而是「神是否已經在這個人的生命裡工作」。真正的領袖,不是教會創造出來,而是神先興起,教會再認出來;不是人先決定,神再祝福,而是神先工作,群體再共同辨識。因此,對浸信會而言,領袖的興起首先是一種辨識,然後才是培育,最後才是差派。¹

而這正是「信徒皆祭司」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面向。我們談到信徒皆祭司時,很容易想到每一位信徒都能直接來到神面前,也都需要對自己的信仰負責。然而,這項信念同時意味著,聖靈並不是只向少數領袖工作,而是向整個教會群體工作。因此,神所興起的人,也可能來自群體中的任何一個角落。健康的教會,不是一直尋找領袖,而是不斷興起領袖;健康的領袖,也不是不斷尋找接班人,而是不斷學習辨認神正在誰身上工作。

因此,真正健康的教會文化,首先不是建立一套完善的領袖培訓制度,而是建立一個願意辨識恩賜、相信聖靈工作的群體。而這種辨識,很少是在一次會議、一份名單或一套評估表裡完成。更多時候,它是在長時間的同行之中慢慢形成。教牧、執事、小組長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事、一起禱告、一起經歷失敗、一起面對張力的過程裡,逐漸看見神在某一個人的生命中工作。他未必是最有恩賜的人,也未必是最善於表達的人,更未必符合大家原本想像中的領袖模樣;但他在平凡的事奉中表現出忠心,在困難中願意學習,在衝突裡仍然保持謙卑,也愈來愈流露出基督的生命。於是,整個群體開始慢慢認出:也許,神正在呼召這個人。某程度上,辨識並不是「揀選誰做領袖」,而是一起學習認出神已經在誰身上工作。

然而,辨識只是開始。真正需要培育的,又是甚麼?

今天很多教會談領袖培育時,首先想到的是能力。我們安排課程、工作坊和實習,希望幫助人學習帶查經、帶小組、主持會議、管理團隊和推動事工。這些能力十分重要,也是教會健康運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能力並不等於成熟。我愈來愈覺得,一位成熟的領袖,需要三個向度一起成長:恩賜(Gift)、生命(Character)與呼召(Calling)

恩賜,是神所賜予的能力;生命,是基督塑造的品格;呼召,則使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何而服事。能力,使人能夠承擔工作;生命,使人能夠承受權柄;呼召,使人知道自己為何而事奉。真正成熟的領袖,不是三方面都已經完全,而是在群體裡願意讓這三方面一起慢慢成熟。

可惜的是,這三者並不一定同步。有些人恩賜十分明顯,做事能力很強,卻仍然不容易受教,也不容易與人同行;有些人生命成熟,充滿忠心與愛心,卻仍然缺乏經驗;也有人同時具備恩賜與生命,卻仍未真正明白神給他的呼召。若教會只看恩賜,很容易把最能幹的人推上領導位置;若只強調生命,又可能讓真正有恩賜的人一直沒有機會承擔責任;若忽略呼召,則容易把事奉變成一份工作,而不是一個使命。因此,真正健康的領袖培育,從來不是只追求其中一方面,而是陪伴一個人的恩賜、生命與呼召一起成長。

保羅正是這樣陪伴提摩太。當他回顧提摩太與自己同行的歲月時,首先提到的,不是技巧,也不是成就,而是他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和忍耐(提後3:10–14)。² 保羅最重視的,不是提摩太有多能幹,而是他的生命是否愈來愈像基督。因此,他並沒有對提摩太說:「你完成了我的課程。」相反,他提醒提摩太:「你知道是跟誰學的。」提摩太之所以成為提摩太,不只是因為他學會了一套神學,而是因為他長時間看見保羅如何跟隨基督,也在同行中學習活出同樣的生命。

羅伯特.柯爾曼(Robert E. Coleman)曾指出,耶穌改變世界最重要的方法,不是建立一套大量生產門徒的制度,而是長時間陪伴一小群人,把自己的生命投資在他們身上。³ 浸信會歷史同樣印證了這一點。托馬斯.赫爾維斯(Thomas Helwys)、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以及羅蒂.穆恩(Lottie Moon),都不是因為符合某一套既定條件才被神使用,而是在不同世代裡,被群體逐漸辨認出神的呼召。克理原本只是鞋匠;羅蒂.穆恩更是一位在當時並不符合傳統期待的女性宣教士。然而,神卻透過他們改變了浸信會,甚至改變了近代宣教的歷史。這些人物共同提醒我們:神所興起的人,未必總是符合我們原本的想像。

這一點,對今天加拿大華人教會尤其重要。許多第二代成長於兩種文化之間,他們的語言、敬拜方式、事奉模式,以及對教會的期待,都可能與第一代不同。第一代所重視的忠心、責任和委身,第二代可能更重視真誠、關係和意義。這並不代表誰比較屬靈,而是成熟的表達方式,本身便會受到文化影響。因此,上一代需要學習的不只是培養下一代,更是重新學習辨識下一代。我們需要問的,不只是「他是否像我們」,而是「神是否正在他身上工作」。真正的辨識,不是尋找自己的翻版,而是認出神新的工作。

我曾經看見一些教會,在多年門徒訓練的文化裡,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慢慢成為小組長、宣教士、傳道人,甚至牧者。那些教會最大的特色,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最完整的領袖課程,也未必因為他們有最精密的制度,而是因為整個群體始終相信:神今天仍然會在普通信徒當中興起工人。因此,當他們看見一個人身上的恩賜、生命與呼召時,便願意給予信任、陪伴、機會和時間,讓他在事奉中慢慢成熟。相反,也有一些教會擁有完善的制度和架構,卻因為害怕犯錯,而愈來愈少願意冒險相信人。於是,教會有很多職位,卻沒有人;有很多需要,卻沒有呼召;有很多做事的人,卻愈來愈少生命成熟的人。

或許,今天許多加拿大華人浸信會最大的危機,不是缺乏課程,也不是缺乏制度,而是愈來愈不像一個能夠興起人的群體。

真正能夠興起領袖的教會,不一定是最擅長安排課程的教會,而是一間願意一起辨識(Discern)陪伴(Accompany)成全(Empower),並且**差派(Send)**神已經在其中工作之人的教會。

因此,下一代領袖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誰來接下一棒?」

而是:「我們是否仍然相信,神今天仍然在祂的教會裡興起工人?而當神興起人時,我們是否願意一起認出他、陪伴他、成全他,也歡喜地差派他?」

Antony傳道


註腳

  1. 埃德加.楊.穆林斯(Edgar Young Mullins, 1860–1928),《The Axioms of Religion》(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08), 53–74。穆林斯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浸信會神學家之一,提出「靈魂自由」(Soul Competency)與「信徒皆祭司」的重要思想,強調神直接向每一位信徒工作,因此教會需要共同辨識神所興起的人。
  2. 《提摩太後書》3:10–14。
  3. 羅伯特.柯爾曼(Robert E. Coleman, 1928–2018),《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Grand Rapids: Revell, 1993), 21–43。
  4. 托馬斯.赫爾維斯(Thomas Helwys, 約1575–1616) 為英國浸信會創始人物之一,主張宗教自由與地方教會自治;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 約1603–1683) 創立美洲第一間浸信會,倡導政教分離與良心自由;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 被譽為「近代宣教之父」,原為鞋匠,後成為印度宣教士;羅蒂.穆恩(Lottie Moon, 1840–1912) 為美南浸信會宣教士,在中國宣教近四十年,其名字後來成為浸信會著名的「羅蒂.穆恩聖誕宣教奉獻」(Lottie Moon Christmas Offering)。他們共同見證:神常常興起那些原本不被人看好的人,而教會真正的責任,是辨識、陪伴、成全,並歡喜地差派神所興起的工人。


Rethinking the Church through Baptist Tradition, History, and Theology
Practical Reflections

Part 12 : How Does the Church Raise U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Rethinking Discernment, Formation, and Sending through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If Part 11 explored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of communal discernment, another question naturally follows—one that is both more far-reaching and deeply felt by many churches today.

As one generation gradually steps aside, who will carry the ministry forward? More fundamentally, how does God raise u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ithin His church?

Whether in Chinese churches, Baptist churches, or virtually any Christian tradition,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future almost always turn to successi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mentoring, and training. Churches establish internship programs, design leadership courses, and develop various pathways to prepare believers for ministry. All of these are valuable, and healthy churches should continue to invest in them.

Yet as I have revisited four centuries of Baptist history and reflected afresh on one of the movement’s defining convictions—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vinced that these are not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s.

The Baptist concern has never primarily been, Who will replace this leader?

Rather, it has always been, Whom is God already raising up within His church today?

Although these questions may appear similar, they arise from two profoundly different ways of understanding the church.

If our starting point i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our attention naturally gravitates toward structures, curricula, competencies, and organizational planning. We hope that through intentional training the church can produce capable leaders for the future.

But if our starting point is discerning the people whom God is already raising up, our attention shifts in a very different direction. The central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o seems most capable? but rather, Where is God already at work?

Within the Baptist tradition, authentic leadership is never something the church manufactures by its own efforts. God calls first, and the church learns to recognize His work. God acts before the church appoints. Leadership therefore follows a profoundly theological order: **discernment comes first, formation follows, and sending comes last.**¹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and the Work of Discernment

This conviction grows naturally out of one of the Baptist tradition’s most treasured doctrines—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When Baptists speak of this doctrine, attention often focuses on the truth that every believer has direct access to God and bear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responding to His Word. That is certainly true, but it is only part of what this doctrine affirms.

It also declares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not at work only among pastors, elders, or a handful of recognized leaders. The Spirit is pres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body of Christ. Consequently, those whom God intends to raise up may emerge from any corner of the congregation.

Healthy churches, therefore, do not spend most of their energy searching for future leaders. Instead, they become communities that continually recognize the people whom God is already raising up.

Likewise, mature leaders are less preoccupied with finding successors than with learning to discern where the Holy Spirit is already bearing fruit among God’s people.

The first priority, then, is not to construct an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leadership pipeline. It is to cultivate a community that genuinely believes the Holy Spirit is still calling people today and is willing to recognize His work wherever it appears.

Such discernment rarely takes place through a single meeting, a nomination committee, or a carefully designed evaluation form.

More often, it unfolds gradually through years of shared life together.

Pastors, deacons, small-group leaders, and ordinary believers serve alongside one another. They pray together, experience disappointments together, endure conflict together, and persevere together through the ordinary rhythms of ministry. Along the way, they begin to notice something that no assessment tool can adequately measure.

Perhaps someone is not the most gifted communicator.

Perhaps they are not naturally charismatic.

Perhaps they do not resemble the kind of leader everyone initially expected.

Yet over time, the community begins to see unmistakable signs of God’s work.

They remain faithful in ordinary responsibilities.

They continue learning through failure.

They display humility when disagreements arise.

Little by little, the character of Christ becomes increasingly evident in the way they live and serve.

Gradually the congregation begins to recognize what God has already been doing.

“Perhaps the Lord is calling this pers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discernment is not primarily about choosing someone to become a leader.

It is about learning, together, to recognize the person in whom God has already begun His work.


Formation: What Is the Church Actually Nurturing?

Yet discernment is only the beginning.

Once the church recognizes God’s work in someone’s life, another question naturally follows:

What, then, should actually be formed?

When churches speak about leadership development today, the conversation often begins with competence.

We organize courses, workshops, internships, and mentoring programs to help people learn how to teach the Scriptures, lead small groups, chair meetings, manage teams, and oversee ministries. These skills are indispensable, and healthy churches cannot flourish without them.

Yet competence is not the same as maturity.

The longer I serve in pastoral ministry, the more convinced I become that mature Christian leadership grows along three inseparable dimensions: gift, character, and calling.

Gift is the ability God graciously gives.

Character is the Christlike life that the Holy Spirit patiently shapes.

Calling is the deep conviction that enables a person to understand why they serve in the first place.

Gift equips a leader to carry responsibility.

Character enables a leader to bear authority without being corrupted by it.

Calling gives a leader the perseverance to remain faithful when ministry becomes costly.

Truly mature leaders are not those who have perfected all three dimensions, but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let all three continue growing together with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Gift, Character, and Calling Do Not Always Mature Together

Unfortunately, these three dimensions do not always develop at the same pace.

Some believers possess remarkable gifts and impressive abilities, yet remain difficult to teach or unwilling to walk closely with others. Others demonstrate deep faithfulness, humility, and love, yet still lack the experience or confidence to assum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Still others may exhibit both gifting and mature character, but have not yet clearly discerned God’s particular calling upon their lives.

If a church evaluates people primarily by giftedness, the most capable individuals will quickly be elevated into leadership, even when their character has not yet matured sufficiently to sustain it.

If a church values character alone, those whom God has uniquely gifted may never be entrusted with meaningful responsibility.

And when calling is neglected altogether, ministry gradually becomes little more than a role to perform rather than a vocation to embrace.

Healthy leadership formation, therefore, is never about maximizing one of these dimensions while neglecting the others. Rather, it patiently accompanies believers as their gifts, character, and calling mature together under the lordship of Christ.


Paul’s Formation of Timothy

Paul’s relationship with Timothy beautifully illustrates this pattern.

When Paul reflected upon Timothy’s years of ministry, he did not begin by highlighting Timothy’s effectiveness or accomplishments. Instead, he pointed to Timothy’s life—his teaching, conduct, purpose, faith, patience, love, perseverance, and steadfastness (2 Tim. 3:10–14).²

What mattered most to Paul was not how competent Timothy had become, but whether his life was increasingly being conformed to Christ.

Significantly, Paul never said, “You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my leadership training.”

Instead, he reminded Timothy:

“You, however, know those from whom you learned.”

Timothy became the leader he was not because he had mastered a theological curriculum, but because over many years he had watched Paul follow Christ and gradually learned to walk the same path himself.

Leadership, in other words, was not merely taught.

It was embodied.


A Pattern Seen Throughout Baptist History

This same principle can be seen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Baptist movement.

Robert E. Coleman famously observed that Jesus did not transform the world by constructing an efficient system for producing disciples. Rather, He invested His life patiently in a small group of ordinary people, allowing His own life to shape theirs over time.³

Baptist history tells a remarkably similar story.

Thomas Helwys, Roger Williams, William Carey, and Lottie Moon were not used by God because they perfectly matched predetermined leadership profiles. Rather, in each generation, the believing community gradually recognized God’s calling upon their lives.⁴

Carey began life as a village cobbler.

Lottie Moon served as a missionary during a period when many churches found it difficult even to imagine a woman exercising such influential ministry.

Neither fi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ir day.

Yet God used them to reshape Baptist history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

Their stories remind us that those whom God raises up rarely resemble the people we initially expect.


Learning to Discern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or Canadian Chinese Baptist churches today.

Many second-generation believers have grown up between two cultures. Their language, patterns of worship, ministry expectations, leadership styles, and assumptions about church life often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those of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Where the first generation frequently emphasizes faithfulness, responsibility, and sacrificial commitment,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ten places greater value on authenticity,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one generation is more spiritual than the other.

Rather, spiritual maturity often finds expression through different cultural forms.

Perhaps, then, one of the greatest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is not merely to train younger leaders, but to learn how to discern them afresh.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Does this person resemble us?”

It becomes,

“Is God already at work in this person’s life?”

True discernment does not seek replicas of ourselves.

It seeks evidence of God’s new work among His people.


Becoming a Community That Raises People Up

Throughout my own ministry,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observe churches where a long-term culture of discipleship has gradually raised up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small-group leaders, missionaries, pastors, and church planters.

What distinguished these churches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ir leadership curriculum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organizational systems.

Their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was something far more fundamental.

As a community, they genuinely believed that God still raises up workers from among ordinary believers.

Whenever they recognized gifts, Christlike character, and genuine calling emerging in someone’s life, they willingly offered trust, encouragement, opportunity, patient mentoring, and time for growth.

By contrast, I have also encountered churches with impressive structures, comprehensive policies, and carefully designed leadership systems, yet where fewer and fewer people were entrusted with meaningful responsibility because the community had gradually become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Eventually, such churches possess numerous positions but few emerging leaders.

They have abundant ministry needs but little sense of calling.

They have many workers but comparatively few servants whose lives are steadily being conformed to Christ.

Perhaps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facing many Canadian Chinese Baptist churches today is not the absence of programs or leadership structures.

Perhaps we have gradually ceased to be communities that genuinely raise people up.

A church that raises leader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hurch with the most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curriculum.

It is the church that faithfully learns to discern, accompany, empower, and ultimately send those in whom God has already begun His work.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has never really been,

“Who will take the baton?”

The deeper question is this:

Do we still believe that God is raising up workers within His church today?

And when He does, will we be willing to recognize them, walk alongside them, equip them, and joyfully send them into the work to which He has called them?

Pastor Antony


Notes

  1. Edgar Young Mullins, The Axioms of Religion (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08), 53–74. Mullins argued that because God relates directly to every believer, the church’s responsibility is not merely to appoint leaders, but to discern together those in whom God is already at work.
  2. Second Epistle to Timothy 3:10–14.
  3. Robert E. Coleman, 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Grand Rapids: Revell, 1993), 21–43.
  4. Thomas Helwys, Roger Williams, William Carey, and Lottie Moon together illustrate a consistent pattern throughout Baptist history: God frequently raises up people whom others might easily overlook, while the church’s calling is to discern them, accompany them, equip them, and joyfully send them into His mission.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assisted by ChatGPT.

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

《誰來接下一棒?》(五)參與,不等於交託

如果第四篇所提出的觀察成立,那麼另一個問題自然會出現。

如果領袖真的是在群體裡慢慢成長出來,那麼當這些人逐漸成熟,教會的承接問題是否便會自然得到解決?

坦白說,這些年來,當我與不同教會的牧者和領袖交流時,我曾經以為答案是肯定的。畢竟,只要有人願意參與,有人願意承擔,也有人願意慢慢成長,交棒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然而後來我慢慢發現,事情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因為許多教會其實並不缺乏願意服事的人。很多年輕人願意帶敬拜,願意教主日學,願意參加短宣,也願意投入不同的事工;許多中生代信徒也樂意付上時間和代價,願意陪伴下一代,甚至願意承擔不同責任。從外面來看,這些群體似乎並不缺乏下一代,也不是真的完全沒有人可以承接。

然而,許多教會仍然感到焦慮。慢慢地,我開始明白,也許問題並不只是有沒有人,而是另一件更深的事情。因為參與和交託,其實是兩件不完全相同的事情。

回頭看自己的成長經歷,我發現很多前輩都願意給我參與的機會。他們讓我一起短宣,一起籌備營會,一起參與文字事工,一起學習帶領小組,也讓我在不同的服事裡慢慢成長。多年後回頭看,我很感恩,因為正是這些參與,一點一滴塑造了今天的自己。然而,隨著年日過去,我也慢慢發現,讓一個人參與,很多時候是邀請他一起做事;但真正的交託,卻意味著願意與他一起承擔結果。兩者看似相近,實際上卻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因為參與,很多時候仍然是在自己熟悉的框架之下進行;然而交託,卻意味著我們需要接受,事情未必完全按照自己熟悉的方法發展,也意味著我們需要相信,即使別人的做法與自己不同,神仍然可以透過他們繼續工作。

因此,真正的交託,從來不只是工作的分配,而是一種內心深處的放手。這種放手,並不是放棄責任,也不是從此不再關心,而是願意把一部分原本由自己掌握的東西,慢慢交給別人,並且接受他們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節奏,甚至不同的方式。說到底,這並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任的問題。而當我們開始意識到,問題真正關乎信任時,其實也開始明白,為甚麼交託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放手,很多時候意味著放下自己最熟悉、最有把握的東西;意味著接受事情未必完全按照自己的期待發展;更意味著承認,群體的未來並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某程度上,這也是一種信心的操練。因為真正的交託,最終所考驗的,也許不是下一代是否已經足夠成熟,而是我們是否願意相信,即使事情不再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神仍然會繼續帶領祂的教會。

而這也讓我想起聖經裡一幅很有意思的圖畫。上一代走過紅海,新一代走過約旦河。同樣是神的帶領,同樣是信心的功課,但兩代人所面對的處境卻並不一樣。紅海一代經歷的是離開、建立與存活;約旦河一代面對的,卻是進入、承接與開展。兩代人所承擔的使命不同,學習信靠神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有趣的是,神並沒有要求約旦河一代重走紅海的經驗,也沒有要求他們完全按照上一代的方法前進。同樣的一位神,卻帶領不同世代,在不同的處境裡,學習屬於他們的信心。

或許,真正的傳承也是如此。它從來不是要求下一代完全複製上一代,而是讓不同世代在同一位主的帶領下,用不同的方式回應同一個使命。正因如此,交託才會變得困難。因為交託並不是把一份已經完成的答案交給別人,而是願意相信,即使下一代走出來的路與自己不同,神仍然可以繼續工作。

保羅與提摩太之間,或許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提摩太並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他年輕,也容易膽怯,甚至需要保羅不斷鼓勵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若按今天許多人的標準,他也許仍然不夠成熟,不夠穩定,還需要更多時間預備。然而,保羅卻沒有等到提摩太完全成熟才開始交託。因為保羅似乎知道,沒有人會在完全準備好之後才開始承擔。很多時候,人正是在承擔之中慢慢成熟;而真正的交棒,也不是等到一切都毫無風險才開始。

直到今天,我愈來愈覺得,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找不到接棒的人。真正困難的,是當有人慢慢出來的時候,我們是否願意相信,神可以透過他們,繼續帶領群體向前。因為很多時候,參與並不等於交託,而真正的傳承,也不只是讓下一代一起做事。到最後,我們所交出去的,不只是責任,也不只是位置,而是信任。我們相信,即使有一天,事情不再完全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發展,那位一直帶領我們走過紅海的主,也同樣會帶領下一代走過屬於他們的約旦河。

Antony傳道

下一篇預告

然而,當我繼續思想這個問題時,我也開始發現,交託之所以如此困難,很多時候並不只是因為能力,也不一定是因為權力。在更深的地方,它往往與人的安全感、身份,以及對未知的焦慮有關。

下一篇,我想進一步思考:《為甚麼交棒這麼困難?》 

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

《從浸信會傳統、歷史與神學重新思想教會(實踐篇)》(11) 共同辨識最大的挑戰 ——當我們對共同辨識也有不同理解

如果說,第八篇所談的是重要的事情需要慢下來,第九篇所談的是領導不只是作決定,而是塑造群體,第十篇所談的是制度更新往往需要從文化開始,那麼到了這裡,我們或許需要面對一個更深層、也更貼近今天許多教會現況的問題:當我們都說要一起尋求神時,我們究竟是在談同一件事情嗎?

浸信會向來重視地方教會自治,也重視群體一起尋求神的帶領。我們相信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也相信聖靈不只向個別領袖說話,而是向整個群體說話。因此,浸信會從早期開始,便十分強調會眾參與、共同責任以及群體辨識的重要性。然而,當我們真正進入教會生活時,卻很快會發現一個現實:即使大家都相信神仍然帶領教會,即使大家都認同共同辨識的重要性,彼此之間仍然可能出現很大的分歧。而這些分歧,很多時候並不只是來自大家對某個議題有不同看法,而是來自大家對「神究竟如何帶領教會」本身已有不同理解。

很多時候,我們談論教會衝突,很容易把問題理解成真理與異端、愛主與不愛主、屬靈與不屬靈之間的對立。然而,現實往往比這複雜得多。許多最令人痛苦的張力,不是來自一群不愛主的人,而是來自一群都愛主、都願意委身,也都真心希望教會好的弟兄姊妹。有人重視真理,有人重視關係;有人關心宣教,有人關心牧養;有人看見下一代的重要性,也有人看見現有會眾的需要。很多時候,雙方都不是出於惡意,也不一定有誰對誰錯,而是因為每個人所看見的重點不同、所背負的負擔不同、所經歷的人生也不同。

例如,一個執事會在討論資源分配時,有人認為應該優先投放在兒童和青少年事工,因為他們關心教會二十年後的未來;也有人認為應該先照顧長者和現有會眾,因為他們看見許多真實而迫切的需要。雙方都愛教會,也都願意忠心事奉,但彼此卻可能慢慢產生誤解,甚至開始懷疑對方是否真正關心教會。

然而,隨著我愈來愈多接觸不同教會,我開始發現,許多時候教會最大的張力並不在於議題本身,而在於大家對共同辨識有不同理解。

對有些人來說,共同辨識主要體現在程序與制度之中。只要資訊公開透明,每個人都有發言機會,經過充分討論,最後透過投票形成決定,這本身便是群體共同尋求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會友大會、委員會制度以及地方教會自治,本身就是浸信會共同辨識的重要表現。程序保障參與,投票反映群體意願,而這些正正是浸信會傳統十分珍惜的價值。

然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共同辨識不只是程序,更是一種屬靈操練。投票可以存在,但投票並不是核心。真正重要的,是群體是否一起查考聖經、一起禱告、一起聆聽聖靈的帶領,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形成共識。對他們而言,程序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投票可以確認決定,卻不能取代辨識本身。

因此,很多時候教會裡的張力,並不是因為一方相信共同辨識,而另一方不相信。恰恰相反,雙方都相信共同辨識,只是對共同辨識有不同理解。有人認為討論已經足夠,應該進入投票;另一邊卻可能認為群體仍未真正一起尋求神。有人認為程序已經完成;另一邊卻覺得屬靈辨識尚未開始。表面上是在討論某項提案,實際上卻是在實踐兩種不同的教會觀。

而當這些不同理解遇上焦慮時,情況往往變得更加複雜。

艾德溫.傅利民(Edwin H. Friedman)在研究群體焦慮與領導時指出,焦慮中的群體往往傾向尋找快速而安全的答案,而不是學習在不確定之中保持穩定。¹ 當群體愈來愈擔心犯錯時,人們自然會傾向選擇最穩妥的做法。於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似乎便最不會出錯。慢慢地,教會開始把「避免犯錯」視為最高價值,而不是把忠心跟隨基督視為最高價值。

這種文化最危險的地方,在於它往往披著「謹慎」的外衣。教會仍然有會議,仍然有委員會,仍然有投票和討論,但共同辨識卻可能慢慢退化成一種集體風險管理機制。人們關心的焦點,不再是神是否正在帶領我們進入新的方向,而是如何避免出錯;不再是如何忠心回應神的呼召,而是如何降低風險。

久而久之,新的事工愈來愈難開始,新的構想愈來愈難被接納,新的領袖愈來愈難被信任。教會愈來愈習慣維持現況,而不是探索新的可能。甚至講道也可能愈來愈傾向傳講那些不容易引起爭議的信息,而較少願意進入人的內心深處,面對生命的掙扎、傷痕與轉化。人們仍然談論真理,也仍然談論事奉,但整個群體卻可能慢慢失去期待神做新事的能力。

然而,這其實並不是浸信會歷史所追求的方向。

回顧浸信會四百多年的歷史,我們所看見的,從來不是一群只求安全的人。約翰.史密斯(John Smyth,約1570–1612)強調教會應在神話語面前共同尋求真理,而不是單單依靠既有權威。托馬斯.赫爾維斯(Thomas Helwys,約1575–1616)因主張宗教自由而被囚禁至死;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1603–1683)為了實踐良心自由與政教分離的信念,被迫離開原有殖民地;而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1834),則在許多人認為海外宣教不切實際的年代,毅然推動近代宣教運動。²³⁴⁵

他們共同的地方,不是因為擁有十足把握才前進,而是因為相信基督仍然是教會真正的主,聖靈仍然在祂的百姓當中工作。

事實上,聖經從來沒有應許,一個願意尋求神的群體就永遠不會犯錯。共同辨識的目的,也不是保證每一個決定都正確。它真正的目的,是幫助群體在有限之中,一起學習跟隨神。因此,共同辨識從來不是為了讓教會不犯錯,而是讓教會能夠一起承擔、一起學習,也一起回應神新的帶領。

這也是為什麼,共同辨識最終並不是建立在投票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章程之上,而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當群體願意彼此接納、彼此聆聽、彼此尊重不同恩賜,也願意讓資訊保持透明,不讓少數人壟斷討論空間時,人們才有可能慢慢建立信任。而當信任逐漸形成,人們才願意放下防衛,不再只保護自己的事工、自己的部門和自己的立場,而開始一起尋求神對整個教會的帶領。

因此,包容、接納、信任、透明,以及不一言堂的態度,其實並不是共同辨識之後才需要的結果;它們本身就是共同辨識得以發生的土壤。同樣地,認識彼此恩賜的不同,也十分重要。因為共同辨識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看見,而是相信神能夠透過不同恩賜、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的人,共同幫助群體看見更完整的圖畫。

或許,共同辨識最困難的地方也正在這裡。我們大多願意相信神會透過自己說話,也願意相信神會透過自己認同的人說話。但共同辨識真正的挑戰是:我們是否願意相信,神也可能透過那個與我意見不同的人向我說話?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便不能急著離開桌子,也不能急著把對方標籤化。我們需要繼續聆聽,繼續尋求,也繼續相信神仍然在群體之中工作。

《使徒行傳》第十五章之所以如此動人,不是因為一開始就沒有分歧,而是因為在「很大的辯論」之後(徒十五7),他們仍然願意一起留在群體之中,一起聆聽,一起尋求神。最後,他們才能見證說:

「聖靈和我們定意。」(徒十五28)⁶

這句話之所以美麗,不只是因為他們達成共識,而是因為他們仍然相信,在眾多不同聲音之中,神仍然能夠帶領祂的教會。

或許,一間成熟的教會,不是從來沒有不同聲音的教會,也不是從來不會犯錯的教會,而是一間即使面對差異、張力、風險與不確定,仍然願意一起留在桌子旁、一起留在基督裡,並且相信神仍然帶領祂教會的群體。

Antony傳道


註腳

  1. 艾德溫.傅利民(Edwin H. Friedman), A Failure of Nerve: Leadership in the Age of the Quick Fix (New York: Church Publishing, 2007), 19–44。
  2. 約翰.史密斯(John Smyth, 約1570–1612)被普遍視為浸信會運動的重要先驅之一。他原為英國分離派牧師,後來逐漸發展出信徒受浸與地方教會自治等思想,強調信徒群體應直接在神話語面前共同尋求真理,而非單純依賴既有教會權威。
  3. 托馬斯.赫爾維斯(Thomas Helwys, 約1575–1616)為早期英國浸信會領袖,被普遍視為第一位將浸信會運動帶回英格蘭的人。他公開主張宗教自由與良心自由,認為君王無權統治人的良心,最終被囚禁於 Newgate Prison 並死於獄中。
  4. 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 1603–1683)為北美殖民地時期重要牧者及思想家,被視為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的重要倡導者。他因反對政府干預宗教事務而被放逐,其後創立羅德島(Rhode Island),成為當時少數保障宗教自由的地方。
  5.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為英國浸信會牧者及宣教士,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他推動成立浸信會差會,並前往印度宣教超過四十年,對近代基督教宣教運動影響深遠。
  6. 《使徒行傳》15:1–29。


Rethinking the Church through Baptist Tradition, History, and Theology (Practical Reflections)
Part 11 — The Greatest Challenge of Communal Discernment

When We Mean Different Things by “Seeking God Together”

If Part 8 argued that important matters require us to slow down, Part 9 explored how leadership is not merely about making decisions but about shaping a community, and Part 10 suggested that lasting renewal usually begins with culture rather than structure, then we now arrive at an even deeper challenge—one that lies beneath many of the tensions experienced in churches today. When we say that we want to seek God’s will together, are w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Baptists have long cherished the principles of local church autonomy and congregational participation. We affirm that Christ alone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Holy Spirit does not speak only through individual leaders but through the gathered people of God. For this reason, Baptist churches have historically emphasized shared responsibility, congregational involv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al discernment. Yet once we move from theological conviction into the realities of church life, an uncomfortable truth quickly emerges. Even when everyone sincerely believes that God continues to guide His church, and even when everyone agrees that seeking God together is important,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s can still arise. More often than not, these disagreements do not stem simply from differing opinions on a particular issue. They arise because people often hold different assumptions about how God guides His church in the first place.

When church conflicts occur, we instinctively frame them in simple categories: truth versus error, faithfulness versus compromise, spiritual people versus unspiritual people. The reality of congregational life, however, is often far more complex. Some of the most painful tensions arise not because people lack commitment to Christ, but because committed believers se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hurch’s calling with equal sincerity. One person may be deeply burdened for biblical faithfulness, while another feels strongly about pastoral care and relationships. Some are passionate about evangelism and mission; others are concerned about discipleship, family ministry, or the spiritual formatio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n many cases, neither side is acting out of selfish motives, and neither side is necessarily wrong. They simply se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picture.

Consider, for example, a deacons’ board discussing how limited resources should be allocated. Some may argue that greater investment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 children and youth ministries because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the church twenty years from now. Others may believe that resources should first be devoted to seniors and existing members because they see immediate and pressing needs within the congregation. Both groups may love the church deeply. Both may desire to serve faithfully. Yet over time, misunderstandings can develop, and people may begin to question whether those on the other side truly care about the church at all.

The more churches I encounter, the more convinced I become that many of our deepest tensions do not arise from the issues themselves. They arise because we understand communal discernment differently.

For some, communal discernment is primarily expressed through process and procedure. If information is shared openly, everyone has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discussion is allowed, and decisions are eventually reached through voting, then the congregation has fulfilled its responsibility to seek God’s guidance together. From this perspective, congregational meetings, committee structures, and local church governance are themselves important expressions of Baptist convictions. Procedures safeguard participation, and voting reflects the will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others, however, communal discernment is more than a process; it is a spiritual discipline. Voting may have a place, but voting is not the heart of discernment. What matters most is whether the congregation has searched the Scriptures together, prayed together, listened carefully to one another, and sought the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Procedures may support discernment, but they cannot replace it. Voting may ratify a decision, but it cannot substitute for the deeper work of seeking God together. To them, process is a tool rather than a destination.

As a result, tensions often arise not because one side believes in communal discernment and the other does not. On the contrary, both sides may value communal discernment deeply. The difference lies in how they understand it. One group may feel that sufficient discussion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that it is time to move forward. Another group may feel that genuine discernment has barely begun. One side believes that the process has been completed; the other believes that the spiritual work remains unfinished. On the surface they appear to be debating a proposal. Beneath the surface they are operating from tw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how God’s guidance is discerned with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The situation becomes even more complicated when anxiety enters the picture. Edwin Friedman observed that anxious systems naturally seek quick and safe answers rather than learning how to remain steady amid uncertainty.¹ As fear increases, peopl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avoiding mistakes. Gradually, avoiding failure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n pursuing faithfulness. Doing less appears safer; doing nothing appears safest of all. Over time, a church may begin to measure success not by its willingness to follow Christ, but by its ability to avoid risk.

This is what makes anxiety so deceptive. It often disguises itself as prudence. Meetings continue. Committees continue. Discussions continue. Votes continue. Yet communal discernment slowly deteriorates into collective risk management. The central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re might God be leading us?” but “How can we avoid making a mistake?” As this mindset takes hold, new ministries become harder to begin, new ideas become harder to consider, and new leaders become harder to trust. Churches become increasingly skilled at preserving what already exists while gradually losing their expectation that God may still do something new among His people.

Yet this is not the trajectory we see throughout Baptist history. The Baptist tradition was not built by people whose highest priority was safety. Figures such as John Smyth, Thomas Helwys, Roger Williams, and William Carey moved forward not because they possessed certainty, but because they believed Christ remained Lord of the Church and that the Holy Spirit continued to work among God’s people.²³⁴⁵

Scripture never promises that a church sincerely seeking God will never make mistakes. The purpose of communal discernment is not to guarantee perfect decisions. Rather, it helps God’s people learn together how to follow Christ faithfully despite their limitations. For that reason, communal discernment ultimately rests not upon voting, constitutions, or procedures, but upon trust. When information is shared openly, when different gifts are respected, when disagreement does not threaten belonging, and when no individual controls the conversation, trust begins to grow. Only then do people gradually lower their defenses and become willing to seek God’s direction for the whole church rather than merely protecting their own ministries, preferences, or positions.

This is why qualities such as openness, transparency, mutual respect, trust, and a willingness to avoid one-person rule are not merely the outcomes of communal discernment; they are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communal discernment possible. Likewise, recognizing the diversity of gifts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is essential. Discernment does not require everyone to see the same thing. Rather, it requires a shared belief that God may reveal different parts of His will through different people.

Perhaps this is where communal discernment becomes most difficult. Most of us are willing to believe that God speaks through us. We are often willing to believe that God speaks through people who already agree with us. The deeper challenge is whether we are willing to believe that God may also speak through someone with whom we disagree.

If the answer is yes, then we cannot rush away from the table. We cannot reduce one another to labels. We must continue listening, continue seeking, and continue trusting that God remains at work among His people. Acts 15 is powerful not because disagreement was absent. Luke explicitly tells us there was “much debate” before unity emerged (Acts 15:7). Yet the believers remained together. They continued listening. They continued seeking God. Only then were they able to say,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and to us” (Acts 15:28).⁶

The beauty of that statement lies not merely in the outcome but in the journey that preceded it. A mature church is not a church without differing voices, nor is it a church that never makes mistakes. A mature church is one that remains at the table, remains in Christ, and continues trusting that God is still capable of leading His people—even through voices they least expected to hear.

Pastor Antony


Notes

  1. Edwin H. Friedman, A Failure of Nerve: Leadership in the Age of the Quick Fix (New York: Church Publishing, 2007), 19–44.
  2. John Smyth (c. 1570–1612).
  3. Thomas Helwys (c. 1575–1616).
  4. Roger Williams (1603–1683).
  5. William Carey (1761–1834).
  6. Acts 15:1–29.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assisted by Chat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