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接下一棒？》（一）

我們真的在面對接班問題嗎？

建立者世代正在退場

近年無論在香港、加拿大，甚至其他海外華人教會圈子裡，我愈來愈常聽見一個話題：接班。

這種憂慮並非毫無原因。過去幾十年建立華人教會的一批嬰兒潮世代牧者，正陸續進入退休階段。許多曾經帶領教會走過建立、增長與發展歲月的牧者，開始思考交棒的問題。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華人教會又同時面對另一重挑戰。

香港近年的移民潮帶來不少人才流失。離開的並不只是一般會眾，也包括不少青年牧者、家庭事工同工、中生代領袖以及長期參與事奉的核心信徒。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近年的研究顯示，移民已成為不少堂會的重要牧養挑戰，而教牧與神學生人數亦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堂會已開始面對主任牧師即將退休，卻仍未找到接班人的處境。¹

加拿大及北美華人教會則面對另一種情況。第一代移民建立了教會，第二代在教會裡成長，但不少第二代信徒的語言、文化與事奉環境已逐漸轉向英文堂。因此，問題未必是沒有年輕基督徒，而是愈來愈少願意進入中文堂牧養的年輕傳道人。結果是不少中文堂逐漸出現長執老化、主日學老師老化，以及領導層難以更新的現象。²

當我與不同牧者和領袖交流時，大家談論的內容雖然不盡相同，但最後總會回到一個問題：

未來誰來接棒？

接班真的只是今天的問題嗎？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十分合理的問題。當主任牧師退休，總需要有人接替；當資深長執卸任，總需要有人承擔；當建立者世代逐漸退場，教會自然需要思考未來。然而這些年在不同教會交流與牧養的過程中，我開始懷疑，我們面對的真的是接班問題嗎？

因為每當聽見有人談論接班時，我心裡總會浮現另一個問題。如果一間教會到了交棒的時候，忽然發現找不到合適的人選，那麼問題究竟出現在今天，還是早在二十年前已經開始形成？

這並不是文字遊戲。事實上，許多教會談接班時，往往是在危機開始浮現的時候。當退休臨近、同工離開、領袖不足、事工出現空缺，大家便開始尋找可以接替的人。然而當教會走到這一步時，很多時候已經進入一個相當被動的階段。因為接班從來不是退休前兩三年的事情，而是多年累積的結果。如果一間教會到了今天才開始發現沒有人可以承接，那麼問題很可能不是今天找不到人，而是過去多年沒有刻意培育人。

我們究竟在期待甚麼？

更值得思考的是，當我們說「沒有接班人」時，我們究竟在期待甚麼？

我們是否期待神忽然興起一位成熟的領袖，能夠立刻承擔教會的重任？還是期待一位經過多年塑造、陪伴和磨練的門徒，自然走到承擔的位置？

這兩種期待看似相似，背後卻反映兩種完全不同的教會觀。前者把接班視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後者則把培育視為教會本來就應該持續進行的使命。

聖經中的領袖從來不是突然出現

回顧聖經，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一位重要領袖是在最後一刻才被預備的。約書亞不是在摩西離世前一年才出現，提摩太也不是在保羅年老時才被培養，十二門徒更不是耶穌升天前幾個月才開始訓練。相反，聖經呈現的是另一幅圖畫：領袖是在同行中被塑造，門徒是在關係中被建立，使命是在生命中被承接。³

摩西在曠野四十年的侍奉中帶著約書亞同行；以利亞在最疲憊的時候仍膏立以利沙；保羅則在宣教旅程和監獄歲月中持續栽培提摩太與提多。這種貫穿整個事奉歷程的傳承意識，並非臨急抱佛腳的安排，而是使命本身的一部分。

保羅關心的不是接班人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二章二節留下的教導，後來成為歷代教會談論傳承的重要經文：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然而當我們細讀這段經文時，會發現保羅所關心的並不是如何尋找接班人，而是如何持續產生能夠承接使命的人，而且是一代傳一代，不斷延續下去。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愈來愈多教會學者開始指出，教會真正的問題往往不是缺乏組織、制度或活動，而是缺乏持續培育門徒與領袖的文化。Marshall 和 Payne 在《架構與藤蔓》（The Trellis and the Vine）中提出，許多教會耗費大量精力維護事工架構，卻相對忽略了培育門徒生命的核心工作；然而教會真正的生命力，最終並不來自架構，而是來自那些被培育出來的人。⁴

也許我們問錯了問題

也許正因如此，我愈來愈覺得，今天許多教會問錯了問題。

我們一直在問：

誰來接下一棒？

但也許更值得問的是：

過去二十年，我們是否一直在培育能夠接下一棒的人？

這兩個問題看似相近，其實反映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前者關心的是如何找到接班人；後者關心的是如何建立一種能夠持續產生門徒、同工與領袖的文化。前者往往在危機出現後才開始行動；後者則早在危機尚未出現之前，便已經開始耕耘。

因此，在開始討論接班之前，也許我們需要先停下來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教會是否一直把培育下一代門徒與領袖，視為自己核心使命的一部分？

因為很多教會以為自己面對的是接班問題，其實面對的可能是培育問題。而這，也正是本系列希望一起思考的課題。

註腳

1.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1）；《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4）。研究顯示，移民已成為香港堂會的重要牧養挑戰，受薪教牧及全時間神學生人數均較五年前顯著下降；此外，在設有受薪堂主任的堂會中，約兩成表示主任牧師退休在即卻尚未找到接班人。

2. 世界華福中心（CCCOWE），有關離散華人教會與跨代牧養之研究及研討資料。相關研究多次指出，北美華人教會普遍面對第一代老化、第二代語言轉移及中文堂領導承接困難等挑戰。

3. 民數記 27:18–23；申命記 34:9；列王紀下 2:1–15；提摩太後書 1:2；2:1–2；馬太福音 4:18–22；28:18–20。

4. Colin Marshall and Tony Payne, The Trellis and the Vine: The Ministry Mind-Shift That Changes Everything (Kingsford, NSW: Matthias Media, 2009), 13–24. 作者指出，許多教會將大量資源投放於維持事工架構（trellis），卻相對忽略了以話語、禱告和關係培育門徒的核心工作（vine）；而後者才是福音事工得以持續更新的真正動力。

《在起初的故事裡：重新學習作神的子民》- 《創世記》系列：第二十二篇

第二十二篇：〈當應許仍未完全實現，亞伯拉罕先得着一塊墳地〉

經文：創世記 23:1–20（新漢語譯本）

一、讀到第二十三章時，我們往往以為這只是一段安葬記錄

創世記第二十三章常常被讀者快速讀過。

原因不難理解。整章既沒有異象，也沒有神再次顯現，更沒有新的應許；經文只是記錄撒拉離世、亞伯拉罕哀悼，以及他向赫人買下麥比拉洞作墳地的過程。

然而，若細心閱讀，便會發現作者竟用了整整一章篇幅記錄這件事，而且連交易對話、銀子的數目、在場見證人、地界範圍，甚至田地上的樹木都詳細寫下。換句話說，作者顯然不認為這只是背景資料，而是在告訴讀者：有些重要的事情正在發生。¹

因為走到這裡，《創世記》的故事已經來到另一個階段。摩利亞山上的考驗剛剛過去，應許仍然存在，但下一個迎接亞伯拉罕的，卻不是得地、得國，而是死亡。

撒拉死了。

而神的故事，卻仍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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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撒拉離世，也意味着一個世代開始落幕

經文開首說：

「撒拉活了一百二十七歲，這是撒拉一生的歲數。」（創 23:1）

值得留意的是，這是聖經首次詳細記錄一位婦人的年歲，也是《創世記》中唯一如此記載的女性。²

撒拉並不只是亞伯拉罕的妻子。她是與亞伯拉罕一同離開吾珥的人，也是那位從笑聲裡帶着疑惑，到最後抱着以撒而笑的人。

從創世記十一章開始，她一路同行；如今，她離世了。

而經文接着說：

「亞伯拉罕前來為撒拉哀悼，為她哭號。」（創 23:2）

之後，在與赫人的對話之中，亞伯拉罕又一再重覆：

「埋葬我的死人。」（23:4、6、8、11、13、15）

作者沒有詳細描寫他的情緒，卻透過這種反覆出現的用語，讓讀者慢慢感受到失去的重量，也讓這章原本像法律文件般的敘事，帶着一種深沉而安靜的哀傷。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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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早已應許賜地，但亞伯拉罕仍然是寄居者

接着，亞伯拉罕向赫人說：

「我是一個寄居者，是你們這裏的外族人。」（創 23:4）

這句話十分耐人尋味。

因為神早已應許把迦南地賜給他，但多年過去，亞伯拉罕仍然以寄居者自居。他沒有以神的應許要求土地，也沒有宣告自己是未來主人，而是按着當地程序，正式提出購地要求。⁴

更值得注意的是，亞伯拉罕希望得着的，不只是使用權，而是一塊「做墳地的產業」。

這裡的「產業」（אֲחֻזָּה）後來成為以色列得地的重要詞語，而經文也在第20節再次重覆這個字。換句話說，故事在這裡出現了一個十分特別的張力：

神應許了整片迦南，而亞伯拉罕真正握在手中的第一塊地，竟然是一個墳墓。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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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者不斷重覆，因為他要讓讀者知道：這地真的屬於亞伯拉罕了

整段買賣過程讀起來有點重覆。

赫人表示送地，以弗崙表示送洞，亞伯拉罕卻堅持付款；之後又重覆銀子的數目、地界、樹木，以及所有進出城門的人。

表面看似冗長，但其實作者刻意把整個交易公開化。

經文反覆提及：

「讓所有進出城門的赫人都聽見」（23:10）

「在那地百姓面前」（23:12）

「在所有進出城門的赫人眼前」（23:17）

因為城門在古代近東世界不只是出入口，也是公開見證與法律認證的地方。作者如此仔細記錄，是要讓讀者知道：這塊地已正式轉讓，而這份產業，也已真正屬於亞伯拉罕。⁶

因此，第20節再次總結：

「那塊田地連同裏面的洞……成為做墳地用的產業。」（創 23:20）

故事走到這裡，神的應許第一次真正落在土地之上。

然而，這片土地不是牧場，不是家園，也不是王國，而是一座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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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墳墓，竟成了信心的記號

從人的角度看，墳地代表結束。死亡來了，一代過去了，故事似乎停下。

然而，從創世記角度看，這塊墳地卻成了另一種記號。因為亞伯拉罕沒有把撒拉帶回吾珥，也沒有回到哈蘭，而是把她安葬在迦南，把她留在神所應許之地裡。

這個細節其實十分耐人尋味。

因為他原本可以回去。

吾珥是起點，哈蘭曾是停留之地；但走到人生晚年，當失去真正來臨時，亞伯拉罕卻沒有回頭。他選擇留在這片自己仍未真正擁有的土地上，也把撒拉安放在這裡。

這是一個極安靜，卻十分有重量的信心行動。因為即使應許仍未完全實現，即使自己仍像寄居者，即使真正擁有的只是一塊墳地，亞伯拉罕仍然把最重要的人留在這裡。

彷彿他相信：

故事還未結束。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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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創世記第二十三章，看似是一段安葬記錄，但其實它留下了一幅十分安靜的畫面：

一位年老的亞伯拉罕，在應許之地裡，買下一塊墳地，然後把陪伴自己大半生的撒拉安葬在那裡。

神曾應許整片迦南；然而直到此刻，他真正擁有的，只有這一小塊土地。

但亞伯拉罕沒有離開。

他仍然留在這裡。

而《創世記》的故事，也仍然繼續向前。

Antony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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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¹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6–50（WBC 2; Dallas: Word Books, 1994）, 126–128。

²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126–127。

³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rev. ed., 1972）, 245–246。

⁴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313–314。

⁵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6–50, 129–130。

⁶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 128–130。

⁷ Walter Brueggemann, Genesis（Interpretation Seri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82）, 209–211。

《追本溯源：從初代教會到黎明山的信仰之路》_第八課延伸閱讀《改革不只在教會：當福音重新被看見，世界也開始改變》

當我們談論宗教改革時，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因信稱義，甚至容易將整場改革理解成一場神學辯論或教會制度更新。

然而，若我們仔細觀看十六世紀之後的歷史，便會發現：宗教改革真正帶來的改變，比教會內部更大，也更深。

它不只是重新回答「人如何得救」，而是慢慢改變人如何理解人生、工作、家庭與世界。

當福音重新被看見之後，被改變的，不只是教會，而是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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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改革之後，人開始重新問：信仰與世界有何關係？

在中世紀世界裡，屬靈生活很多時集中於修道院、教堂與聖職群體之中。修道生活往往被理解成較接近神的道路；相反，普通人的日常工作與家庭生活，雖然重要，卻較少被視為屬靈實踐的主要場域。

然而，當宗教改革重新將福音放回中心之後，一個新的問題開始浮現：

若福音真的更新生命，它是否也更新世界？

於是，人開始重新思想工作的意義、家庭的角色、教育的價值，以及基督徒如何活在世界之中。

宗教改革也因此由教會更新，慢慢走向世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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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運理：當敬拜重新回到聖經

在蘇黎世，慈運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將改革焦點放在敬拜更新。他重新檢視聖像、禮儀與崇拜形式，背後其實只有一個問題：若教會重新回到聖經，敬拜是否也需要重新整理？

值得留意的是，慈運理對敬拜形式的態度相當嚴格。蘇黎世改革初期，甚至曾一度暫停會眾音樂，認為崇拜應回歸聖道本身，避免形式喧賓奪主。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改變，也反映了他對「敬拜中心是誰」這個問題的認真態度。

因此，宗教改革開始由「人如何得救」，延伸至「教會如何敬拜」。

這問題其實一直延續到今天。現代教會仍會討論傳統崇拜與現代敬拜、音樂風格與聚會形式。然而，若再深一層，真正的問題從來沒有改變：我們敬拜的是誰？

形式可以更新，但中心不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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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爾文：福音如何塑造世界

很多人提起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預定論。然而，若從歷史角度看，他更大的貢獻，也許不在某一條教義，而在於重新思考福音如何塑造整個人生。

1536年，《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出版。這本書不只是神學整理，更試圖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若福音是真的，它如何進入教育、群體、公共生活與社會？

因此，加爾文的視野已不只停留在個人得救，而開始進入整體生活。

他在日內瓦的實踐——包括1559年建立日內瓦學院（Genevan Academy）、推動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嘗試讓教會與城市治理彼此連結——後來深刻影響改革宗（歸正宗）傳統，並間接影響蘇格蘭、荷蘭、英格蘭，以及北美部分社會對教育與公共責任的理解。

當然，日內瓦並不是理想國。它同樣存在張力與爭議，包括1553年塞爾維特斯（Michael Servetus）因反三一論而被處決事件，至今仍是歷史爭議。但加爾文嘗試回答的問題本身是重要的：若福音更新生命，它是否也塑造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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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命：工作重新被理解

宗教改革其中一個最深遠的改變，是重新理解「召命」（Calling / Vocation）。

在中世紀世界裡，修道生活往往被視為較神聖；離世、禁慾與修道，也容易被看成屬靈生活較高的形式。然而，改革之後，路德明確提出：若世界由神創造，人也受神呼召，那麼工作同樣屬神。

於是，父母照顧孩子、農夫耕種、教師教學、工匠創作、商人經營與官員治理，都開始被理解成神的呼召。工作不再只是維生，而成為回應神、服事神的一部分。

這重新定義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甚麼叫做屬靈？

後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嘗試分析這種「召命」觀念如何影響近代西方工作倫理。雖然其因果關係至今仍有學術爭議，但無論如何，它足以提醒我們：改革對工作的重新理解，影響十分深遠。

很多時候，我們仍容易活在另一種二分法裡——把星期日視為屬神，把星期一視為屬世界；把事奉看得較重要，把工作視為次等。然而，宗教改革提醒我們：神不只在教堂工作，神也在世界工作。

星期一，同樣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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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信仰重新回家

宗教改革之後，家庭角色開始重新被重視。

1525年，路德與前修女凱薩琳．馮．波拉（Katharina von Bora）結婚，正式打破修道士獨身的傳統，重新肯定婚姻與家庭是神所設立的美好制度。這不只是一場婚姻，更象徵著家庭重新成為信仰形成的地方。

此後，平信徒讀經、家庭敬拜、兒童教育與信仰承傳，逐漸進入家庭。家庭不再只是生活單位，而開始成為門徒塑造的空間。

這對今天加拿大華人教會而言，仍然十分重要。我們常談跨代承傳、青年流失與下一代，但更深的問題或許是：信仰是否仍活在家庭裡？

很多孩子不是先在教會認識信仰，而是在家庭裡先看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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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人人都需要讀聖經

若人人都應讀聖經，人人便需要有能力閱讀。

因此，翻譯聖經、推廣識字與平信徒教育，在改革時代開始受到重視。路德不只翻譯德文聖經，也寫下《小要理問答》與《大要理問答》，幫助家庭與平信徒掌握信仰基本內容。

當然，教育發展並非單由宗教改革帶動。文藝復興對人文學科的重視、古騰堡印刷術（Gutenberg Press，約1440年代）帶來的知識流通，以及城市發展，都同樣重要。然而，宗教改革確實推動了一個重要方向：信仰不再只是少數人（神職人員、學者）的知識，而應讓更多人能理解與參與。

這也逐漸改變了歐洲社會對教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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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革沒有結束問題，而是開啟新問題

然而，宗教改革並沒有結束問題，它只是開啟新的旅程。

當福音重新進入世界之後，人開始重新思考：教會與國家如何相處？真正教會由誰組成？信仰是否能被強迫？教會是否應等同整個社會？

這些問題，在中世紀較少被獨立提出。那個時代，教會、社會與國家幾乎完全重疊——一個人出生在基督教世界，便自然成為教會的一部分。但改革之後，一些人開始重新思想：若信仰是人對神的真實回應，它是否只能由內心生出？若是如此，國家是否仍然有權決定人的信仰？

於是，一些新的敬虔群體開始形成。重洗派（Anabaptists）強調真正門徒、信徒教會與自願信仰，是十六世紀較早清楚主張良心自由、教會獨立與反強迫信仰的群體之一。這些問題後來亦逐步影響自由教會傳統、浸信會，以及近代世界對信仰自由的理解。

這也成為下一課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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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改革仍未完成？

今天，我們可能仍活在另一種二分法裡。我們容易把聚會理解成屬神，把工作理解成屬世界；把事奉看得重要，把家庭視為生活背景。

但第八課提醒我們，福音不只更新教會，也更新人生。

若福音今天仍停留在主日、停留在聚會、停留在教堂，那麼也許改革仍未真正完成。因為福音一直希望進入整個生命，進入家庭、工作、群體與世界。

神不只在教堂工作。

神也在世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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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反思

1. 你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它只是收入來源，還是神的召命？
2. 信仰今天仍活在你的家庭裡嗎？你的孩子或身邊的人，是否有機會在家庭裡看見信仰？
3. 教會今天最容易忽略甚麼：家庭、工作、群體，還是公共生活？
4. 福音今天如何真正進入你的日常生活？

《在起初的故事裡：重新學習作神的子民》- 《創世記》系列：第二十一篇

第二十一篇：〈當神考驗亞伯拉罕，真正被考驗的到底是甚麼？〉

經文：創世記 22:1–24（新漢語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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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到獻以撒時，我們往往先問：神為甚麼要這樣要求？

對不少基督徒而言，創世記第二十二章一直令人困惑。因為每當讀到這裡，讀者心裡往往很自然便會冒出一個問題：神為甚麼要這樣做？

祂既然親自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又多次應許賜下後裔；祂讓撒拉在年老時生下以撒，也宣告萬國都要藉着這後裔得福，如今卻忽然對亞伯拉罕說：

「帶着你的兒子，你獨一的兒子，就是你所愛的以撒……把他獻為燔祭。」（創 22:2）

這段經文之所以令人震撼，不單因為神要求獻上兒子，更因為若以撒死去，失去的便不只是家庭中的一個孩子，而是整個應許未來的承載者。從創世記十二章開始一路展開的故事，似乎也將在這裡停下。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其實一開始已經先把答案告訴了讀者：

「這些事以後，神考驗亞伯拉罕。」（創 22:1）

換言之，這章真正要問的，也許不是神為甚麼要求獻上以撒，而是：神到底在考驗甚麼？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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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撒不只是兒子，而是整個應許具體化之後的記號

若細讀第二節，便會發現神呼喚亞伯拉罕時，用了一連串逐步加深的描述：

你的兒子、你獨一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創 22:2）

這種重覆並非單純修辭，而是一步一步把讀者帶進亞伯拉罕內心的重量之中。²

因為以撒從來不只是一個孩子。他是二十五年等待的結果，是撒拉從不信到歡笑的記號，也是神應許真正進入歷史之後留下的見證。

因此，若失去以撒，亞伯拉罕失去的不只是現在，更像失去了未來。正因如此，這場考驗真正觸碰的，可能不只是獻祭，而是另一個更深的問題：亞伯拉罕所依靠的，到底是神自己，還是神所賜下的應許？

很多時候，人並不是拒絕神，而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把神的恩典變成自己的安全感。我們抓住神所賜下的東西，慢慢地，也可能把它們放到神的位置上。

以撒原本是應許的記號，但如今，神卻讓亞伯拉罕重新面對一個問題：當賜應許的主與應許本身同時放在眼前時，人真正抓住的是甚麼？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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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安靜的路程，往往藏着最大的信心

整段經文其中一個十分特別的地方，是亞伯拉罕幾乎沒有說話。經文只是簡單記錄：「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創 22:3），然後備柴、帶僕人、套驢、起行。作者沒有描述他的情緒，也沒有記下他的掙扎，只留下三天安靜的路程。

然而，在這份沉默之中，卻出現一句很值得留意的話。當他們快到目的地時，亞伯拉罕對僕人說：

「我和這少年要去那裏敬拜，之後我們就回你們這裏來。」（創 22:5）

這句話並不顯眼，但整段經文裡，亞伯拉罕仍然使用「我們」——我們去，也我們回來。作者沒有進一步解釋，但至少讓讀者看見：即使亞伯拉罕仍未知道神將如何成就，他卻沒有把故事看成終點。

之後，以撒問父親：「火與柴有了！可是燔祭的羊羔在哪裏？」（創 22:7）

亞伯拉罕回答：

「我兒，神必自己預備燔祭的羊羔。」（創 22:8）

這句話後來成為整章的核心。

很多人以為，信心就是事情清楚之後仍然願意相信；但摩利亞山上的亞伯拉罕卻剛好相反。他沒有答案，也沒有解釋，甚至直到舉刀之前，他仍未看見那隻公羊。然而，他仍然一步一步往前走。

或許，《創世記》所描繪的信心，本來就不是看見之後才相信，而是在仍未看見時，已經選擇繼續同行。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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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在刀舉起時，神把真正的答案顯明出來

故事的高潮出現在亞伯拉罕伸手取刀的時候。

就在那一刻，上主的使者從天呼喚他：

「不可對這少年做甚麼！」（創 22:12）

而當亞伯拉罕舉目觀看時，他看見一隻公羊，兩角纏在矮樹叢中。於是，他取那公羊代替兒子獻上燔祭，並給那地方起名叫：

「上主以勒。」（創 22:14）

意思就是：上主必預備。⁵

值得留意的是，神並不是一開始便把公羊放在亞伯拉罕面前。祂讓亞伯拉罕先起行、走路、建祭壇、擺柴，甚至走到舉刀的一刻，然後才讓他看見那隻公羊。

很多時候，人期待神先給答案，然後自己才願意前行；但《創世記》卻讓人看見，神的預備常常是在順服之中逐漸顯明。

摩利亞山真正留下來的信息，也許正是如此：神不一定提早把答案交給人，但祂會在適當的時候顯出祂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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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故事最後，神已開始預備下一代的道路

故事結束之後，上主再次重申祂的應許：

「我必大大祝福你，使你的後裔多而又多……地上萬國都要藉着你的後裔得福。」（創 22:17–18）

有趣的是，這些話神以前已經說過；但經過摩利亞山之後，同樣的應許卻有了新的重量。因為亞伯拉罕不只學習相信神能賜下應許，也學習把應許重新交回神手裡。⁶

而經文最後忽然出現一份家譜，記錄拿鶴的後代，以及利百加的出生（創 22:20–23）。表面看來，這段似乎與獻以撒無關，但其實作者已悄悄把故事推向下一代。

當亞伯拉罕剛剛放開以撒時，神已經開始預備以撒未來的道路；原來，神的故事從未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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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創世記第二十二章，從來不只是一個關於獻祭的故事，它真正處理的，是人與應許之間的關係。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正在信靠神；但慢慢地，我們也可能開始依靠神所賜下的東西。工作、家庭、事奉、成就，甚至神曾經給過的恩典，都可能悄悄成為新的安全感。

因此，摩利亞山留下來的問題，也許仍然值得今日的我們思想：

當神沒有立刻解釋、沒有提早顯明答案時，我是否仍然願意往前走？

當神要求我重新放手時，我抓住的究竟是恩典，還是賜恩典的主？

亞伯拉罕最後沒有失去以撒，但他重新知道：以撒從來都屬於神。

而神的預備，也從未停止。

Antony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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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¹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6–50（WBC 2; Dallas: Word Books, 1994）, 102–104。

²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101–103。

³ Walter Brueggemann, Genesis（Interpretation Seri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82）, 186–188。

⁴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rev. ed., 1972）, 241–243。

⁵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307–311。

⁶ John Sailhamer, The Pentateuch as Narrative（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183–186。

《浸信會、教會文化與屬靈群體》-第三篇｜為何今日教會愈來愈像 corporation？

當企業語言開始進入教會

牧養年間，在教會會議或牧者聚會裡，我常聽見一些熟悉的詞語。

Vision、strategy、leadership pipeline、branding、KPI、execution、impact。

我不是第一次聽見這些詞時才開始覺得奇怪。而是當我發現，自己已經完全不覺得奇怪的那一刻，才開始想：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一、故事從一位宣教士開始

1940至60年代，美國宣教士 Donald McGavran（1897–1990）長期在印度工作。他觀察到一個現象：同樣的福音，在某些族群迅速擴展，在另一些地方卻長期停滯。於是他開始用社會學方法研究這個問題，後來寫成《理解教會增長》（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 1970），提出「同質單元原則」——人更容易在與自己相似的群體中信主。[1]

McGavran 的原初關注，其實是宣教，不是管理。他想讓教會認真對待失喪者，思考福音怎樣真正進入社群。

但到了1970至90年代，這股運動在北美大型教會的土壤裡生長後，焦點開始悄悄轉移。

增長，不再只是福音進入社群，而慢慢變成：數字、策略、流程、績效、組織能力。

這個轉變，有一位人物很值得留意。

Peter Drucker（1909–2005），被稱為「現代管理學之父」，著作《管理：任務、責任與實踐》（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1973）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企業運作方式。[2] Drucker 本人十分欣賞非牟利機構，他認為任何組織都需要清晰使命和有效管理。

這些想法本身沒有問題。但當它們被移植進教會，「清晰使命」就變成 mission statement，「有效管理」就變成 KPI。

1980年代起，大型教會開始大規模引入這套語言。Bill Hybels 在芝加哥建立的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設有完整的領袖培育架構和事工管理系統，影響遍及全球教會。[3] Rick Warren 的《標竿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1995）則提出以清晰使命驅動教會成長的完整模式，成為很多教會的「教科書」。[4]

與此同時，「尋道者導向」崇拜運動興起，核心問題是：如何讓未信者更容易走進來？於是，崇拜音樂、講道風格、空間設計都被重新打磨。

出發點是宣教熱誠，我相信這一點。

但當這套方法遇上現代消費文化後，另一種轉變慢慢出現：聚會變成體驗設計，會眾變成目標受眾，牧養變成服務提供。而「成功」，也愈來愈容易用出席人數和事工數量來衡量。

二、當人慢慢變成功能

這裡需要說清楚：企業語言本身並不是問題。規劃、清晰、執行、問責——這些都是好東西，教會也需要。問題在於，語言塑造我們如何理解現實。

當一個機構的主要語言是管理語言，它就會慢慢開始用管理的方式理解人。義工變成人力資源，門徒變成參與率，牧養變成跟進流程。於是就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有些人在教會極之被需要，卻從來沒有真正被認識。他可以帶查經，可以帶敬拜，可以推動大型活動。但當他停下來，沒有人知道他最近過得好不好。

系統認識他的功能，不認識他的生命。這不是某一間教會的問題。這是當管理語言成為主要語言之後，幾乎必然出現的傾向。

三、《使徒行傳》的教會靠甚麼改變世界？

他們沒有 strategy，沒有 branding，沒有 leadership model，甚至連固定的聚會場所都沒有。

但《使徒行傳》二章記載他們的群體生活，讀起來仍然讓人心跳加速：「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他們或在殿裡，或在家中，都同心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共同生活。接待。有人知道你在痛苦。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團契生活》裡寫道，教會首先不是一個需要被維持的機構，而是一群在基督裡彼此相屬的人。[5] 他寫這句話的時候是1938年，在納粹德國。那個處境下，「教會是甚麼」這個問題，是用生命在問的。放在今天，這句話也許帶著另一種重量：我們花了多少精力在維持機構，又花了多少精力在彼此相屬？

四、真正值得問的問題

我無意浪漫化初代教會，也不是說管理系統有甚麼原罪。我只是想問：如果今天我們最漂亮的成果——出席人數、事工數量、領袖系統——通通都在，但教會裡的人彼此並不真正認識，我們算是成功嗎？

企業可以這樣運作，因為企業的目標是生產。但教會的目標從來不是生產，是生命。而生命，從來不是靠系統催生的。也許今天教會最大的危機，不是企業語言進入教會。而是我們慢慢忘記：教會原來不是企業。

反思問題

1. 你熟悉的教會裡，最常使用的是甚麼語言？群體語言，還是組織語言？
2. 你在教會裡，是被需要，還是被認識？
3. 我們今天努力建立的教會，更像福音群體，還是現代 organisation？

註腳

[1] Donald A. McGavran, 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0).

[2] Peter F. Drucker,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3] G. A. Pritchard, Willow Creek Seeker Services: Evaluating a New Way of Doing Church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6).

[4] Rick Warren,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5).

[5] Dietrich Bonhoeffer, Life Together, trans. John W. Doberstei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追本溯源：從初代教會到黎明山的信仰之路》_第六課延伸思考：補贖制度（Penance）到底是甚麼？

—— 宗教改革前，人真正掙扎的到底是甚麼？

當我們談到宗教改革前夕時，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贖罪券、教會腐敗，甚至是「花錢買救恩」。於是，中世紀教會很容易被簡化成一條直線式敘事：教會逐漸腐敗，制度愈來愈黑暗，最後路德出現，宗教改革爆發。

然而，若我們仔細閱讀歷史，便會發現事情其實遠比這樣複雜。

因為路德所面對的，並不只是贖罪券這個單一問題。在它背後，其實牽涉一整套經過數百年慢慢形成的神學、靈修與制度發展，而其中一個核心，就是所謂的補贖制度（Penance）。

更值得留意的是，這制度最初出現時，其實並不是為了控制人，也不是為了讓人靠行為換取救恩。相反，它原本想處理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很屬靈的問題：當人已蒙赦免之後，生命是否仍需要更新與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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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贖制度最初想保護的，其實是悔改之後的生命

在早期教會裡，若信徒犯下嚴重罪行，例如背教、拜偶像或姦淫，教會通常不會只停留在一句：「神已赦免你了，事情結束了。」相反，教會往往會陪伴信徒進入一段恢復與重建的歷程，幫助人重新回到神面前，也重新學習如何活出悔改。

這過程後來慢慢發展成幾個部分。

首先，是痛悔（Contrition），即人內心真正為自己的罪憂傷；接著是認罪（Confession），人在神與教會面前承認自己的罪；而最後則是補贖（Penance / Satisfaction），透過一些實際操練，幫助人重新學習悔改與更新。

這些操練包括禁食、禱告、慈惠、朝聖與各種靈修生活。

換句話說，補贖制度最初真正想處理的，其實不是：「人如何換取赦免」，而是：「當人已蒙赦免之後，生命如何重新回轉。」

因為罪雖然得赦免，但人的生命仍需要重新被塑造。

某程度上，這與今日教會講的門訓其實有點相似。一個人信主，不代表生命已經完全改變；他仍需要學習悔改、成長、修復與更新。因此，補贖制度最初比較接近的，其實是悔改之後的屬靈操練，而不是靠行為換取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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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往往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慢慢改變了

然而，歷史常常如此。許多原本想保護生命的制度，隨著時間過去，也可能逐漸變成另一種樣子。

到了中世紀，補贖制度開始愈來愈制度化。教會慢慢形成一種觀念：即使罪已蒙赦免，人仍需要承擔某些因罪而來的「暫時刑罰」（Temporal Punishment）。

這背後的想法是：神雖然赦免了人，但罪所帶來的影響與後果仍需要面對。因此，補贖開始不再只是單純的靈修操練，而慢慢與煉獄觀、教會權柄以及聖徒功德等神學觀念連結起來。

於是，原本相對簡單的悔改操練，也逐漸發展成一套更龐大、更複雜的制度。

而在這過程裡，一個後來對宗教改革影響深遠的神學概念也逐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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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恩典開始被制度化：聖徒庫房的觀念

到了中世紀後期，教會逐漸發展出所謂**「聖徒庫房」（Treasury of Merit）」**的概念。

這觀念認為，基督、聖母與歷代聖徒所成就的功德，形成一個屬靈寶庫，而教會因掌管天國鑰匙，可以分配其中的恩典與功德。

這裡需要特別小心，因為很多人會把它直接等同於贖罪券，但兩者其實並不相同。

聖徒庫房首先是一個神學概念，而不是一種制度操作；然而，它後來確實成為贖罪券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

而真正的張力，也是在這裡慢慢開始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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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贖罪券最初出現時，也不是為了「買救恩」

很多人今天回頭看歷史時，容易以為贖罪券從一開始就是賣救恩。

但從歷史發展來看，事情並不完全如此。

最初的贖罪券（Indulgence），其實比較接近減免某些補贖要求或暫時刑罰。例如有人參與朝聖、十字軍、慈善工作或完成某些指定善工時，教會可減免部分補贖。

因此，它最初仍然與悔改及更新有關。

然而，到了十五、十六世紀，特別在部分地區，贖罪券開始逐漸與金錢奉獻、建堂需要與財政制度結合起來。慢慢地，人開始以為，完成宗教要求便等於真正悔改；參與制度安排便等於與神關係；外在宗教行動也等同於屬靈生命。

而這，也成為宗教改革前夕一個非常重要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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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德真正反對的，不只是贖罪券

因此，當路德於 1517 年張貼《九十五條論綱》時，他真正反對的，並不只是某一張贖罪券，也不只是補贖制度本身。

他更深層的質問其實是：人是否已經把制度代替了福音？

當人開始相信：「我做了，所以神接納我；我付出了，所以我屬靈；我完成宗教責任，所以我已經親近神」時，制度便慢慢取代了福音。

而路德重新提醒教會：人不是因做了甚麼而被稱義，而是因基督的恩典先被接納，生命才開始真正改變。

因此，宗教改革真正想恢復的，不只是神學系統，而是人與神之間那份真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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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這問題，也許不只屬於十六世紀

當我們回頭看補贖制度時，也許最值得反思的，不是中世紀教會錯在哪裡，而是今日教會是否也可能面對相似張力。

我們今天未必再講補贖制度，也不再談贖罪券，但我們仍可能慢慢落入另一種依靠制度的危險。

我們可能以為：我有服事，所以我沒問題；我有聚會，所以我屬靈；我做了很多事，所以我與神關係很好。

然而，真正的問題仍然是：人是否仍真正渴望神？

第六課裡，我們一直看見，在宗教改革之前，人開始重新渴望聖經、福音、敬虔與基督。而這呼召，其實未必只屬於十六世紀。

因為教會真正需要的，很多時未必是更多制度，而是重新回到福音、生命，以及基督。

Antony傳道

《在起初的故事裡：重新學習作神的子民》- 《創世記》系列：第二十篇

第二十篇：〈當應許終於成真，人卻仍然需要學習怎樣活在應許裡〉

經文：創世記 20:1–18；21:1–34（新漢語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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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很多人以為：當應許實現之後，故事便應該開始穩定下來

若我們一路順着《創世記》的敘事讀下來，來到第二十與二十一章時，很自然會以為亞伯拉罕的人生終於要進入一個較為安穩的階段。神已經多次重申祂的應許，亞伯拉罕也經歷過離開本地、漂流寄居、飢荒、等待與立約，而撒拉的名字被改變、割禮被設立之後，神甚至清楚宣告：撒拉必定生一個兒子。

因此，當讀者看見第二十一章開首寫着：「上主按他所說的眷顧撒拉，按他所說的話為撒拉成就。」（創 21:1）很容易便會以為，整個故事終於來到圓滿結局。然而，《創世記》卻沒有讓敘事停在這裡。因為對作者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應許有沒有成就」，而是當應許真正進入現實之後，人是否仍然願意以信心活下去。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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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使走了多年信心之路，人仍然可能再次回到熟悉的恐懼裡

有趣的是，第二十章其實再次出現一個讀者十分熟悉的場景。亞伯拉罕進入新的地方，因懼怕而再次稱撒拉是自己的妹妹，而撒拉也再次被外族君王接進宮中。這段故事與第十二章在埃及發生的事情十分相似，甚至讓人不禁疑惑：為甚麼亞伯拉罕已經經歷了這麼多，仍然會跌回同一個地方？²

更值得留意的是，這次事件並不是發生在亞伯拉罕剛剛認識神的時候，而是在神的應許已經十分清楚、甚至快要成就的時候。創世記在這裡十分坦白地呈現一件事情：信心並不代表人從此不再恐懼，也不代表人會忽然變得完全穩定。即使一個人已經跟隨神多年，他仍然可能在熟悉的軟弱裡掙扎。³

然而，故事真正重要的地方，並不只是亞伯拉罕再次失敗，而是神仍然主動保守祂的應許。亞比米勒雖然接走了撒拉，但神卻在夢中親自介入，甚至警告他：「你這該死的人！因為你接來的那女人，她是個有夫之婦。」（創 20:3）

整段經文其中一個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亞比米勒比亞伯拉罕更像一個「敬畏神的人」。他強調自己「心中無愧，兩手清白」，而神亦承認他所說的是真的（創 20:4–6）。作者並不是要羞辱亞伯拉罕，而是要讓讀者看見：神的應許能夠繼續向前，最終並不是因為亞伯拉罕一直表現得足夠成熟，而是因為神親自守住祂所說的話。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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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撒的出生，不只是神蹟，更是神真的照着祂所說的去做

到了第二十一章，整個等待已久的應許終於真正成為現實。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作者並沒有用十分誇張或戲劇性的方式去描述這個神蹟，反而刻意重覆一句十分平靜的話：

「上主按他所說的眷顧撒拉，按他所說的話為撒拉成就。」（創 21:1）

「就在神對他說的那個指定時間，撒拉懷了孕。」（創 21:2）

換言之，這段經文最重要的焦點，並不是神行了一件多麼不可思議的事，而是神真的照着祂曾經說過的去做。⁵

因此，以撒這個名字本身便十分重要。因為「以撒」的意思是「笑」，而這個名字其實記錄了整段應許旅程。當神最初宣告撒拉要生子時，亞伯拉罕曾經笑過，撒拉也曾經暗暗地笑過；然而如今，那些曾經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竟然真的成為現實。

所以撒拉說：「神使我歡笑，每個聽見的人都要為我歡笑。」（創 21:6）

這段話其實很有重量。因為創世記讓人看見，人對神的應許，有時並不是一下子便完全相信，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經歷神的信實之後，才慢慢發現：原來那些自己以為太遲、太難、甚至早已不敢再期待的事情，神仍然可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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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然而，應許成就之後，張力卻沒有因此消失

很多人以為，以撒出生之後，亞伯拉罕一家終於正式進入平安與圓滿；但《創世記》卻很快讓另一個張力浮現。

撒拉看見以實瑪利「嬉笑」，便要求亞伯拉罕把夏甲與她的兒子趕走，因為「這婢女的兒子不能和我的兒子以撒一起繼承產業」（創 21:9–10）。這段經文其實十分沉重，因為它提醒讀者：即使應許已經成就，人過去所作的選擇，仍然會留下後果。⁶

第十六章裡，那個因人試圖「幫神完成應許」而產生的家庭裂痕，如今並沒有自動消失。亞伯拉罕因此十分痛苦，而神卻對他說：

「撒拉對你說的一切你都要聽，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被稱為你的後裔。」（創 21:12）

這句話在整個亞伯拉罕敘事之中其實十分特別。因為在第十六章，亞伯蘭「聽從撒萊的話」，結果故事開始偏離；但如今，神卻再次叫亞伯拉罕「聽撒拉的話」，因為應許的方向，如今需要重新被確認。⁷

然而，神並沒有因此棄絕以實瑪利。祂同樣聽見那孩子在曠野裡的聲音，也再次應許要使他成為大國。這一段十分重要，因為它讓人看見：即使人在軟弱與急躁之中作出錯誤選擇，神仍然能夠在那些混亂與破碎之中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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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世記》真正建立的，從來不是人的穩定，而是神的信實

第二十與二十一章放在一起，其實形成一個十分強烈的對比。一方面，亞伯拉罕仍然會懼怕，也仍然會再次跌回熟悉的軟弱裡；另一方面，神的應許卻仍然一步一步向前推進。

而到了第二十一章最後，亞伯拉罕與亞比米勒立約，在別是巴栽下一棵垂絲柳樹，又在那裡「以上主永恆神的名祈求」（創 21:33）。這是一個十分安靜、卻非常重要的畫面。因為漂流多年的亞伯拉罕，如今終於開始在應許裡慢慢安頓下來。⁸

井、水源、土地、盟約與樹木，這些東西不再只是遙遠的未來，而是開始一點一點進入亞伯拉罕實際的生活之中。從創世記第十二章開始，那個不斷離開與漂流的人，如今終於開始學習怎樣在神的應許裡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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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創世記第二十與二十一章，讓人看見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信心真正的根基，從來不是人的穩定，而是神的信實。

亞伯拉罕即使已經跟隨神多年，仍然會再次害怕；撒拉即使曾經笑過，最後卻真的抱着孩子歡笑；而那些曾經因人的急躁與軟弱而產生的混亂，也仍然需要慢慢面對。

然而，在這一切不完美之中，神所說過的話，卻仍然一步一步成就。

也許，《創世記》真正希望塑造的，從來不是一群毫無軟弱的人，而是一群即使仍然軟弱，卻願意繼續把生命交託給神的人。

Antony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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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¹ John Sailhamer, The Pentateuch as Narrative（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181–184。

²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6–50（WBC 2; Dallas: Word Books, 1994）, 66–70。

³ Walter Brueggemann, Genesis（Interpretation Seri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82）, 183–186。

⁴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60–68。

⁵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rev.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2）, 228–231。

⁶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293–297。

⁷ John H. Walton, Genesis（NIVAC;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514–518。

⁸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300–302。

《浸信會、教會文化與屬靈群體》-第二篇｜從「群體」到「組織」：現代教會是如何形成的？

——當工業化與制度化慢慢改變教會

上一次預備教會歷史主日學時，我正在整理東西方教會分裂，以及後來宗教改革的發展脈絡。讀著讀著，心裡忽然冒出一個問題。如果今天有一位信徒，穿越回初代教會，甚至回到16世紀宗教改革時代，他還認得今天的教會嗎？

我的意思不是福音內容，也不是神學信仰，而是教會生活本身。

今天很多教會都有固定部門、委員會、年度計劃、預算、職責、架構與流程。我們有不同年齡層事工，有不同部門，也有十分清晰的分工。這些東西自然得像空氣一樣，大家幾乎不會再問：教會本來就是這樣嗎？

但當我們回頭看教會歷史時，卻會慢慢發現，很多今天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教會模式，其實並不古老。它們很多不是直接從新約教會延續下來，而是在近代社會形成過程裡，慢慢發展出來。

這不是說它們錯，而是提醒我們：今天的教會，不只是被神學塑造，同時也深深被歷史與現代社會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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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革命不只是改變社會，也改變了人如何理解世界

18至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整個西方社會開始急速轉變。第一次工業革命一般由18世紀中葉開始，主要發生於英國；到了19世紀中後期，第二次工業革命逐漸展開，並擴展至歐洲與北美。人口由農村進入城市，工廠制度興起，鐵路、蒸汽機與機械化生產迅速改變世界，社會也愈來愈重視效率、生產力、分工與管理。¹

如果說農業社會裡，人是圍繞土地、家庭與地方共同體生活；那麼工業社會裡，人則愈來愈圍繞制度、組織與功能運作。

慢慢地，人開始相信：只要有足夠制度、足夠規劃、足夠管理，事情便可以被有效處理。於是，政府形成更複雜的官僚制度，企業建立部門架構，學校開始專業分科，醫院逐步細緻分工，整個世界慢慢進入制度化、專業化與組織化時代。

而教會，並不是置身事外的觀察者。

當整個社會開始用組織的方式理解自己時，教會也慢慢學習用同樣的語言描述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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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會慢慢由群體變成「需要運作的組織」

初代教會當然不是沒有制度。

使徒行傳第6章已經出現因飯食供應而設立服事安排；保羅書信裡也提到監督、長老、執事與不同恩賜服事。² 因此，問題從來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在教會中的位置是否慢慢改變。

初代教會裡，制度很多時是從生命裡長出來的。當寡婦被忽略時，教會設立分工；當群體需要牧養時，開始出現長老與監督。制度的目的，是保護群體。

但在現代社會裡，情況卻開始慢慢反轉。

當教會規模愈來愈大，聚會愈來愈多，人數愈來愈複雜時，教會自然需要更多安排與協調。於是，我們開始有部門、有架構、有行政、有流程，也有不同層次的會議與決策系統。

慢慢地，教會開始不只是一群人，而是一個需要運作的組織。

而很多原本為了幫助群體而設立的制度，也開始反過來影響群體本身。

當部門愈來愈多時，人開始習慣先問：「你屬於哪個部門？」而不是：「你最近怎樣？」當會議愈來愈多時，教會花大量時間處理流程、協調與架構，但彼此生命分享卻慢慢減少。

甚至有時候，一間教會最忙碌的，不一定是牧養，而是維持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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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會文化背後，其實有它想保護的東西

很多華人浸信會信徒，一談到委員會文化，往往第一反應就是效率低、開會太多、討論太久。但如果只停留在這裡，其實很容易錯過它背後原本想保護的東西。

浸信會一直強調地方教會自主、信徒皆祭司、群體參與與共同辨識。它不希望權力集中於單一階層，而希望信徒群體一起承擔教會。³因此，委員會制度某程度上不只是行政安排，它背後其實是一種神學想像：教會不是屬於某位領袖，而是屬於整個信仰群體；決定不應只由少數人作出，而應由群體共同承擔。委員會制度原本保護的，不是流程，而是參與；不是權力，而是責任；不是管理，而是共同體。

但當這制度進入現代組織文化之後，它本身也慢慢被重新塑造。委員會開始由群體辨識，變成組織運作；共同參與慢慢變成程序管理；原本想保存人的制度，最後反而容易令人感到疏離。

於是，教會愈來愈重視架構是否完整、流程是否清晰、職責是否明確，但人本身卻慢慢退到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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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工本來是為了服事，最後卻可能令人彼此分開

現代社會另一個深刻影響，就是專業分工。這種分工本身有其價值，它讓事情可以做得更深入，也讓人善用恩賜與專業。但當這邏輯進入教會後，也慢慢帶來另一種轉變。

崇拜交給崇拜部，關顧交給關顧部，教育交給教育部，青年交給青年牧者，屬靈問題交給牧師。久而久之，教會便很容易由「大家一起生活的群體」，慢慢變成由不同功能部門組成的系統。

而最微妙的地方，並不是分工本身，而是人與人的關係也開始被功能化。

慢慢地，一個人被記得，可能是因為他很會帶敬拜；另一個人被需要，是因為他行政能力強。但教會卻未必真正認識這個人的生命，也未必知道他的掙扎、疲憊與故事。

甚至有時候，一個人在教會服事十多年，參與無數聚會與事工，卻仍然沒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的故事。大家一起服事很多年，但未必真正一起生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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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會最大的危機，也許不是制度，而是失去群體想像

這篇真正想處理的，其實不是制度好不好。因為沒有制度，教會同樣可能混亂；而且教會歷史裡，從初代教會開始，也一直存在不同形式的秩序、分工與領導。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當現代組織文化慢慢進入教會後，我們是否也開始慢慢用組織的方式理解教會。

潘霍華在《團契生活》中提醒我們，基督徒群體不是先由共同興趣、性格或理想建立，而是在基督裡彼此相屬。⁴ 教會首先不是一個需要被維持的機構，而是一群屬於基督的人。

但也許，問題並不在於制度存在與否，而在於制度是否仍然記得自己原本想服事甚麼。因為沒有制度的教會，不一定更像群體；而有制度的教會，也不一定失去生命。

真正的問題是：制度是否仍然服事生命？還是生命已經開始服事制度？

今天很多教會最大的危機，也許不是制度太少，而是我們已經很難再想像：教會原來不只是組織，也可以是一個共同活出福音的群體。

Antony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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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問題

1. 你所認識的教會，更像一個組織，還是一個群體？
2. 在教會裡，你有沒有真正被人認識過？又有沒有真正認識別人的生命？
3. 你覺得今天教會的制度，仍然在保護生命嗎？還是有些地方已經慢慢變成維持運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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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 關於工業革命的時間分期，常見歷史敘述將第一次工業革命定於18世紀中葉至約1830年，主要在英國發生；第二次工業革命則由19世紀中葉延展至20世紀初，並擴展至英國、歐洲大陸、北美與日本等地。 

[2] 新約中有關教會分工與職分的經文，可參考使徒行傳6:1–6；腓立比書1:1；提摩太前書3:1–13；提多書1:5–9。這些經文顯示初代教會並非沒有秩序，而是秩序與職分是為了服事群體需要而出現。

[3] 關於浸信會傳統，一般公認的重要特色包括信徒受浸、地方教會自主、會眾治理、良心自由與宗教自由。參考 Britannica 對浸信會的簡介，以及 The Gospel Coalition 對浸信會神學特色的概括。  另可參看《Baptist Roots》與《The Baptist Vision》對浸信會傳統的歷史與神學整理。 

[4] 潘霍華在《團契生活》中強調基督徒群體是「藉著耶穌基督並在耶穌基督裡」建立；他也提醒基督徒群體中的聆聽、服事與彼此承擔。 

《誰塑造了今天的加拿大華人教會？》：第十五篇｜我們說的傳承，其實是同一件事嗎？

來加拿大這幾年，在不同教會裡牧養、交流，也經常有機會與一些資深信徒、長執和牧者談論教會未來。每當話題觸及更新、下一代，甚至一些新的事工方向時，我總會聽見一些熟悉的回應。

有人會說：「以前都試過。」

有時也會聽到另一句：「呢啲喺加拿大唔 work。」

起初，我對這些說話的理解其實十分直接。我以為那是一種保守，或者是一種對改變的抗拒。然而，隨著接觸愈來愈多建立年代的信徒，聽見愈來愈多他們走過的故事之後，我開始發現，這些回應背後所承載的，遠比表面看見的更複雜。

因為許多時候，他們並不是沒有想像過新的可能，也不是從來沒有嘗試過改變。相反，正因為他們曾經參與過那些嘗試，也親身經歷過成功與失敗，所以當他們談論未來時，心裡其實帶著許多後來的人未必知道的記憶。而來到第三部的最後，我愈來愈覺得，今天加拿大華人教會談論承接時，最大的困難或許並不是沒有人願意承擔，而是大家口中的「傳承」，很多時候其實並不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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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在建立者眼中是甚麼？

如果回到建立年代，這一點其實不難理解。

對許多第一代移民而言，教會從來不是理所當然存在的。它是一群人在陌生土地上，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的共同體。有人奉獻金錢購買堂址，有人下班後留下來維修地方；有人長年在兒童事工服事，也有人數十年如一日處理財務與行政。許多人把人生最重要的歲月留在教會裡，而教會也陪伴他們走過移民、家庭、工作與信仰的高低起伏。

因此，當建立者談論傳承時，他們想到的很多時候並不是未來的可能性，而是如何把那些多年建立起來的東西保存下來。保存信仰、保存群體、保存關係，也保存一個在陌生土地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屬靈家園。

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許多制度、程序與做事方式便不再只是制度與程序。它們其實承載著一段共同走過的歷史，也保存著建立年代所珍惜的價值。因此，對建立者而言，傳承很多時候首先是一種守護。他們擔心的未必是改變本身，而是那些多年建立起來、曾經保護共同體的重要東西，會否在改變之中慢慢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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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在後來者眼中又是甚麼？

然而，對許多後來加入的人而言，情況卻不太一樣。

無論是第二代、年輕家庭，還是近年移居加拿大的新移民，他們進入的並不是一片空地，而是一個已經存在的世界。教會已經建立，制度已經形成，文化已經累積，許多事情也早已有固定的做法。因此，他們很少需要思考如何從零開始建立一間教會，更常思考的反而是另一類問題：這個群體未來會變成甚麼樣子？下一代還會留在這裡嗎？孩子長大後能否在這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個群體還能回應新的處境嗎？福音又如何繼續被傳遞下去？

因此，對許多後來者而言，傳承並不只是保存過去，而是一起尋找未來。他們關心的，不只是教會曾經是甚麼，也包括教會將來會成為甚麼。若建立者較常從記憶出發理解傳承，後來者則較常從可能性出發理解傳承。兩者並不一定互相衝突，但焦點的不同，卻足以影響他們如何看待制度、改變與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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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兩種傳承想像相遇

於是，一種很微妙的張力便開始出現。

建立者所擔心的，是共同體失去重要的東西；後來者所擔心的，則是共同體失去未來。建立者希望守住，後來者希望前進；建立者擔心改變太快，會失去多年累積下來的成果；後來者則擔心改變太慢，會錯過新的機會與新的處境。

有趣的是，雙方其實都愛教會，也都希望共同體能夠延續下去。他們不是站在不同陣營，而是站在同一個共同體裡，保護不同的東西。只是當大家都使用「傳承」這個詞時，心裡所想像的畫面卻未必相同。

慢慢地，我開始明白，許多看似關於制度、程序或決策的討論，背後其實隱藏著兩種不同的傳承想像。大家未必是在爭論方法，也未必只是對某個方案有不同意見。很多時候，大家其實是在保護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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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方法開始變成目的

回顧第三部一路走來的討論，我們已經看見，制度並不是偶然形成的。它來自建立年代的需要，也來自共同體曾經經歷過的挑戰、失敗與風險。許多程序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過去曾經發生過一些事情；許多規矩之所以被保留下來，是因為它們曾經保護過共同體。因此，制度很多時候不只是管理工具，它同時保存著一代人的經驗與判斷。

問題在於，當時間過去之後，後來的人很多時候最先接觸到的，往往不是制度背後的故事，而是制度本身。他們看見的是程序，卻未必知道程序曾經保護過甚麼；看見的是做法，卻未必知道做法背後曾經有過怎樣的處境；看見的是制度，卻未必知道制度原本想承載甚麼。

於是，一種微妙的轉變便開始出現。共同體原本希望傳承的是信仰、使命與生命，但後來的人最先接觸到的，卻往往是制度、程序與做法。久而久之，我們很容易把守護方法誤以為等同守護使命，把維持制度誤以為等同完成傳承。

而這或許正是許多承接困難最深的一層。因為阻力很多時候並不來自制度本身，而是當方法逐漸成為目的，我們便開始忘記：當年建立這些方法的人，其實從來不是為了保存方法，而是為了保存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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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正需要辨識的是甚麼？

因此，來到第三部的最後，我愈來愈覺得，今天加拿大華人教會真正需要辨識的問題，也許不是誰願意承接、誰不願意承接，也不是哪一套制度應該保留、哪一套制度需要改變。

更深的問題是：我們究竟希望把甚麼傳下去？

我們希望下一代承接的，究竟是一套曾經保護共同體的方法，還是一個持續尋求神帶領的群體？我們珍惜的，究竟是共同體曾經走過的故事，還是共同體未來仍然可以被神塑造的可能？

或許真正的傳承，從來不是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二選一。因為沒有記憶的群體，很容易迷失方向；但只有記憶的群體，也可能慢慢失去未來。建立年代留下來的制度、文化與經驗，曾經真實地保護共同體；而承接年代需要面對的，則是如何讓這些記憶繼續成為未來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成為昨天的延續。

第三部一路走來，我們看見制度如何形成，看見語言如何形成結構，也看見位置如何保存優先次序。而到了這裡，我們終於來到一個更深的問題：當建立年代逐漸完成之後，加拿大華人教會究竟要如何理解自己的未來？

這也是第四部將要開始思考的方向。

第一個三十年，我們學習建立堂會。

下一個三十年，我們是否願意重新學習建立共同體？

Antony 傳道

給華人教會的兩個問題

Understanding｜辨識現況
當我們談論「傳承」時，我們心裡真正想保護的是甚麼？是共同體過去建立的一切，還是共同體未來可能成為的樣子？

Discernment｜更新辨識
當我們期待下一代承接時，我們邀請他們承接的，究竟是既有的制度與工作，還是邀請他們一起參與共同體未來故事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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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¹ 本文所述屬加拿大華人教會牧養現場與共同體觀察，目的在於理解傳承觀念、制度記憶與承接張力如何形成，並非對任何教會治理模式作評價。

² 本文所述建立者、第二代、年輕家庭及重建者等角色，屬共同體觀察透鏡，並非人口或人格分類；目的在協助理解不同歷史處境如何形成不同的傳承理解與未來想像。

《誰塑造了今天的加拿大華人教會？》：第十四篇｜承接的，從來不只是位置

來加拿大之後，我在不同教會裡牧養、交流，也與不少牧者、長執、年輕家庭和第二代信徒談過教會的未來。每當話題談到承接，討論往往很快落在同一類問題上：誰來接？下一代在哪裡？為甚麼愈來愈難找到願意承擔的人？

起初，我也很自然地把這些理解成參與問題，以為問題出在人數不足，或者年輕人不夠委身。然而，慢慢接觸愈來愈多人之後，我開始發現，事情似乎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許多教會其實並不缺乏願意服事的人。有人多年帶領團契，有人長期投入兒童事工，有人參與敬拜與青年牧養，也有不少家庭在工作與照顧孩子之間，仍然努力參與教會生活。因此，我開始思考：如果問題不只是有沒有人願意承擔，那麼我們所說的「上不到位」，究竟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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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者進入的是空地，後來的人進入的是世界

若回到許多加拿大華人教會的建立年代，很多事情其實不難理解。

當年建立教會的人，面對的是一個仍未形成的世界。聚會地點需要尋找，制度需要建立，財務需要管理，兒童需要照顧，青年需要牧養。許多事情若沒有人做，便真的沒有人做。因此，那一代人所承擔的，不只是工作，而是建立。他們一步一步把共同體建立起來，也在過程裡累積信任、經驗與責任。

久而久之，有些人開始長期負責財務，有些人長期留在兒童事工，有些人多年參與長執會，也有人一直守護整個群體的方向。這些位置最初並不是權力的位置，而是責任的位置。然而，當責任承擔得夠久，位置便開始保存更多東西。它不只保存工作內容，也保存著一代人走過的經歷、判斷事情的方法，以及對共同體的理解。

然而，後來加入的人所面對的，卻是另一種處境。建立者進入的是一片空地；後來的人走進的，卻是一個已經建立完成的世界。制度早已存在，文化早已形成，事情如何推動、會議如何進行、哪些事情值得優先處理、哪些事情需要特別謹慎，也早已在多年累積之中慢慢定型。

因此，今天許多人進入教會之後，其實並不難找到服事的位置。可以帶團契，可以教主日學，可以加入敬拜隊，可以參與委員會，甚至可以成為執事。然而，進入位置與進入核心，很多時候卻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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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位置保存的，不只是責任

這也是為甚麼許多承接問題，未必只是職位問題。

有些人已經進入制度，已經成為領袖，甚至開始承擔重要工作，卻仍然覺得自己好像站在未來之外。原因或許並不在於他們沒有位置，而在於核心位置所保存的，從來不只是工作本身。

若回望建立年代，我們會發現，那些長期承擔的人所累積的，不只是經驗，也是一套對共同體的理解。他們記得教會如何走過資金不足的年代，記得某些失敗的嘗試曾帶來多大的混亂，記得哪些決定曾經保護共同體，也記得哪些事情曾令群體受傷。因此，當他們參與決定時，考慮的往往不只是眼前的需要，也包括那些後來的人未必知道的歷史記憶。

久而久之，核心位置所保存的，不只是責任，而是一套優先次序。

• 哪些事情最重要？
• 哪些事情需要守住？
• 哪些風險值得承擔？
• 哪些改變需要謹慎？

這些判斷很多時候未必寫在章則裡，卻長期影響共同體如何理解未來。因此，真正的核心，很多時候不只是誰負責甚麼工作，而是誰參與決定甚麼事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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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工作，不一定等於參與未來

從這個角度看，許多教會其實並不缺乏願意參與的人。問題很多時候不是工作沒有人做，而是誰能參與共同體未來的形成。

有人可以帶敬拜，有人可以教主日學，有人可以負責活動，有人可以加入部門，也有人願意承擔管理與行政工作。然而，當共同體開始討論方向、資源、優先次序與未來時，真正影響決定的，往往仍然是那些多年累積下來的歷史理解與文化語言。

於是，許多後來的人會慢慢產生一種微妙感受。他們並非沒有位置，也並非沒有人邀請他們參與；他們甚至願意承擔，也願意投入。然而，當談到共同體未來時，他們仍然覺得自己像是進入了一個早已開始的故事。

這種感受很多時候不是因為有人刻意排斥，也未必是制度故意阻擋。更多時候，是因為共同體的核心位置，本來就是在漫長歲月裡慢慢形成的。那些位置不只保存著責任，也保存著一套對過去與未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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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下一代總上不到位？

因此，今天許多加拿大華人教會面對的，也許不只是交棒問題。問題未必在於有沒有人願意接，也未必只是下一代是否成熟。更深的問題可能是：後來的人究竟能否進入那些塑造未來的位置？

因為承接從來不只是工作交接。它同時涉及一個群體如何理解自己的歷史，如何決定甚麼重要，以及誰能參與這些決定。

當我們說希望下一代承接時，我們很多時候想到的是工作有人接手；但對後來的人而言，他們所尋找的，也許不只是工作的位置，而是在共同體未來裡的位置。他們不只是希望被邀請做事，也希望能夠參與理解方向、辨識處境，以及一起思考這個群體將要成為甚麼樣子。

因此，今天許多加拿大華人教會面對的承接張力，也許並不只是工作交接的問題，而是一個共同體如何慢慢讓更多人參與未來形成的問題。因為核心位置所保存的，從來不只是責任，而是一套對過去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的想像。而當不同年代的人開始一起參與這些想像時，承接或許才真正開始發生。當共同體願意讓不同年代的人不只承擔工作，也一起參與決定甚麼重要、甚麼值得投入，以及未來要走向哪裡時，承接才真正開始發生。

因為一個群體若只有工作被承接，卻沒有未來被共同形成，那麼承接最終仍然會變得困難。而這，也許正是許多加拿大華人教會最深的承接張力之一。

Antony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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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華人教會的兩個問題

Understanding｜辨識現況

在我們教會裡，那些核心位置究竟保存著甚麼？除了工作與責任之外，它們是否也保存著一套影響共同體未來的優先次序與歷史記憶？

Discernment｜更新辨識

當我們期待下一代承接時，我們所開放的究竟只是工作的位置，還是容讓更多人一起參與決定共同體未來的重要位置？

註腳

¹ 本文所述屬加拿大華人教會牧養現場與共同體觀察，目的在理解核心位置、歷史記憶與承接張力如何形成，並非對任何教會治理模式作評價。

² 加拿大華人教會多形成於移民建立年代。早期堂會普遍面對資源有限、移民適應、兒童牧養及物業管理等挑戰，因此長期承擔者往往同時累積責任、信任與影響力。

³ 本文所述建立者、第二代、年輕家庭與後來加入者，屬共同體觀察透鏡，並非人口或人格分類；目的在協助理解不同歷史處境如何形成不同的參與經驗與未來想像。

《追本溯源：從初代教會到黎明山的信仰之路》_第五課延伸思考：福音派，其實更接近哪一邊？—從東西教會歷史重新理解今日福音派教會氣質

在第五課談到東西教會分裂之後，很多人都會自然產生一個問題：今天我們熟悉的福音派教會，究竟比較接近西方教會，還是東方教會？

但在回答之前，我們需要先理解，「福音派」其實不是一個單一宗派。它不像天主教或東正教那樣，有統一的全球制度與共同領袖；也不像浸信會、長老會那樣，首先是一個明確的宗派名稱。福音派（Evangelicalism）更像是一種近代基督教運動與信仰氣質。它主要形成於宗教改革之後，並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復興運動中逐漸成熟，因此不同宗派——包括浸信會、長老會、衛理公會、自由教會，甚至部分靈恩教會——都可能屬於福音派。

一般而言，福音派會特別強調幾個核心：聖經權威、十字架與福音核心、個人悔改與重生，以及宣教與傳福音。因此，若從歷史脈絡來看，福音派毫無疑問屬於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延伸。它的神學語言、教會形式、敬拜結構，甚至很多我們今天覺得理所當然的信仰習慣，其實都深受西方教會歷史塑造。

不過有趣的是，今天很多福音派信徒，內心卻開始重新渴望一些更接近東方教會氣質的東西。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不是「福音派屬於哪一邊」，而是今天的福音派教會裡，其實同時存在著東西教會兩種不同的屬靈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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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音派為何本質上非常「西方」？

首先，福音派對「真理」有很強烈的重視。很多福音派教會的核心，其實是講道。聚會最重要的部分，通常不是禮儀、默觀或神秘經驗，而是聖經被解釋。因此，福音派特別重視查經、釋經、神學、教義、分辨異端與聖經研究。這種傾向，其實非常西方。

因為西方教會長期經歷異端爭議、帝國崩潰、宗教改革與啟蒙時代挑戰，所以逐漸形成一種很深的信念：真理必須被清楚界定。因此，西方基督教世界特別重視系統神學、信仰告白、教義整理與神學院制度。這也是為何很多福音派教會會自然相信，「成熟信仰」等於「明白正確教義」。這種思維，其實與西方教會傳統非常接近。

另一方面，福音派雖然強調自由，但其實也深受西方制度文化影響。很多現代福音派教會都非常 有系統，有部門制度、執事會、委員會、財務管理、會員制度、教會章程與各種計劃。這些看似只是行政安排，但背後其實反映了西方文明對秩序、管理、效率與制度的重視。

尤其近代福音派的形成，又正好經歷工業化、現代企業管理、民主制度與理性主義的發展，因此很多教會也慢慢變得愈來愈像一個高效運作的機構，而不只是屬靈群體。問題是，當教會愈成功運作，並不一定代表人愈感受到神聖。

此外，福音派也非常重視個人信仰決定，例如個人決志、個人悔改、個人靈修與個人與神的關係。這些都與西方世界強調個人良知有關。因此很多福音派信仰語言都非常個人化，例如「我接受耶穌」、「我與神的關係」、「我的靈修生活」。這些都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發展出來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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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但今天很多福音派信徒，又開始重新渴望「東方氣質」

不過有趣的是，今天很多福音派信徒慢慢開始發現，如果信仰只剩下知識、分析、事工、管理、計畫與架構，人很容易疲累。因此近年很多信徒開始重新重視安靜、靜修、默想、禱告、神同在與屬靈深度。這其實與東方教會非常接近。

因為東方教會一直相信，信仰不只是「明白真理」，而是整個人進入神的同在。因此東方教會特別重視詩歌、香、燭光、Icon、禁食、默觀與禮儀節奏。這些並不只是宗教裝飾，而是幫助人慢下來，重新意識自己正在站在神面前。

近年很多基督教年輕信徒開始對泰澤（ Taizé ）詩歌、默觀祈禱、古老禮儀、修道傳統與安靜敬拜產生共鳴。某程度上，這其實反映現代福音派教會有時太功能。很多東西都變成成長、領袖、系統、KPI 與效率，結果教會可能很忙碌，甚至很成功，但人未必感受到上主的奧秘。

而東方教會一直保存著一種很重要的提醒：信仰不只是資訊，也是敬拜，也是神聖，也是天國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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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正問題，不是哪邊較對

其實整個教會歷史，很少只是「哪一邊完全正確」。更多時候，是不同傳統在守護不同的重要東西。

西方教會守護了真理、教義、聖經研究、理性、制度與秩序；東方教會則守護了神聖感、奧秘、敬拜、默觀與天國意識。

問題是，任何一邊如果失去平衡，都可能出現危機。只有理性，信仰可能變乾；只有經驗，信仰又可能失去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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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天福音派真正的挑戰

今天很多福音派教會，其實正站在一個很特別的位置。一方面，我們仍然深受西方教會影響，重講道、重分析、重真理、重制度、重效率；但另一方面，很多信徒內心又開始重新渴望更深的靈命、更真實的關係、更深的敬拜與更強烈的神同在。

因此今天真正的問題，可能不是「我們要不要變成東正教」，而是我們是否仍願意重新思考：信仰除了正確之外，是否還包括敬拜、神聖、默觀、生命與同在；而教會除了有效運作之外，是否仍然像一群真正屬於神的子民。

Antony傳道

《在起初的故事裡：重新學習作神的子民》- 《創世記》系列：第十九篇

第十九篇：〈當人慢慢習慣一個世界，便開始不知道自己正在失去甚麼〉

經文：創世記 19:1–38（新漢語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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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到所多瑪時，我們往往太快把自己放在城外

對不少基督徒而言，創世記第十九章並不陌生。烈火、硫磺、天使、逃亡、回頭變成鹽柱——這些畫面幾乎已經成為整段經文最鮮明的印象。因此，很多人閱讀這段故事時，很自然便會把焦點放在「神如何審判罪惡」之上。

然而，若我們順着創世記一路讀下來，便會慢慢發現：經文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也許並不只是所多瑪有多敗壞，而是羅得如何一步一步習慣了那個世界。¹

早在第十三章，羅得便已經「舉目觀看」約旦河平原，因為那地水源充足，「如同上主的園子」（創 13:10），於是，他選擇了那片看起來更豐盛、更穩定的地方。當時，經文其實已經悄悄補上一句：「然而在上主面前，所多瑪人罪大惡極。」（創 13:13）

只是，羅得仍然慢慢靠近那城。

到了第十四章，他已住在所多瑪；而來到第十九章，他甚至已經坐在城門口。² 在古代世界，城門並不只是出入口，而是處理公共事務與代表地位的位置。換言之，羅得不再只是寄居者，而是已經逐漸融入那座城市的系統之中。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整個過程之中，似乎並沒有一個明顯「偏離」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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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很多時候，不是忽然變壞，而是慢慢適應

創世記第十九章一開始，兩位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瑪。羅得看見他們，便立刻起來迎接，甚至俯伏在地，邀請他們到家裡過夜。表面上，羅得似乎仍然保留着某種敬虔與待客的傳統。³

然而，故事很快便急轉直下。城中的男人包圍房子，要求把客人交出來。羅得走到門外，對眾人說：「不要做這惡事。」（創 19:7）可是，接下來他竟然提出另一個更令人震驚的方法——他願意把自己的兩個女兒交出去。

讀到這裡，很多讀者都會感到極大的不適。因為經文沒有美化羅得，也沒有替他解釋，它只是誠實地把這種混亂呈現在讀者面前。⁴

而這正是創世記很少被留意的一種敘事方式。它很少突然把一個人寫成徹底邪惡，而是讓讀者看見：人如何在環境之中，一點一點失去原來的方向。很多時候，人不是忽然拒絕神，而是在長久適應某種文化與生活方式之後，慢慢對某些事情失去了原本應有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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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令人沉重的地方，是羅得其實不想離開

接下來，天使清楚告訴羅得：所多瑪快要被毀滅了，叫他立刻帶家人離開。然而，經文卻忽然出現一句極有重量的描述：

「可是羅得遲疑不決。」（創 19:16）

這句話之所以令人沉重，是因為眼前已不是抽象的警告，而是即將臨到的審判；然而，羅得竟然仍然遲疑。⁵

也許，所多瑪對他而言，早已不只是一個居住的地方，而是他熟悉的生活、建立多年的關係，以及一種早已習慣了的安全感。即使知道這座城正在走向毀滅，人仍然可能捨不得離開一個自己早已融入其中的世界。

於是，經文描述天使「拉着」他和妻子兒女的手，把他們領出城外。

整段畫面帶着一種很深的張力：神正在拯救，但人卻仍然不太想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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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頭，有時不只是動作，而是一種內心方向

離開時，天使吩咐他們：「不要回頭看。」（創 19:17）然而，羅得的妻子最終還是回頭了。

很多人一直好奇：為何只是回頭看一眼，後果卻如此嚴重？

但若放在整段敘事之中，也許重點並不只是「看」這個動作，而是她的心仍然留在那座城裡。⁶ 她的身體雖然離開了所多瑪，但她的方向，卻沒有真正離開。

創世記並沒有詳細描寫她當時在想甚麼，但那一回頭，卻成為整段故事最沉默、也最令人難過的一幕。因為有些地方，人離開了很久，心卻仍然停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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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即使離開了所多瑪，所多瑪卻未必真正離開人

然而，故事並沒有在逃離之後結束。

羅得後來與兩個女兒住進山洞，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再一次讓整段經文進入令人不安的黑暗之中。兩個女兒讓父親喝醉，然後與他同寢，為要留下後代。

這段經文沒有評論，也沒有解釋，只留下沉重的沉默。⁷

但讀者會慢慢發現：有些世界，即使人離開了，它留下來的影響卻仍然會繼續在人裡面蔓延。所多瑪被毀滅了，但所多瑪的價值觀、恐懼與扭曲，卻似乎仍然殘留在這個家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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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創世記第十九章，並不只是一個關於「罪惡城市被毀滅」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鏡子，讓人重新思考：一個人究竟如何慢慢被環境塑造，以致最後連自己失去了甚麼，也未必察覺。

羅得不是忽然離開神的人。他只是一步一步靠近所多瑪，一步一步習慣那個世界，直到最後，即使神要把他拉出來，他仍然遲疑不決。

或許，創世記真正令人警醒的地方，從來不只是那些明顯的邪惡，而是人如何在日復一日之中，慢慢對某些事情失去敏感。而信仰很多時候，也不只是避免跌倒，而是學習在一個容易令人麻木的世界裡，仍然保持一顆能夠分辨方向的心。

Antony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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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¹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473–474。
²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477–478。
³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2）, 215–217。
⁴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478–480。
⁵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216–217。
⁶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481–482。
⁷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482–483。

《誰塑造了今天的加拿大華人教會？》：第十三篇｜當語言慢慢變成結構：加拿大華人教會如何形成中文、英文與國語世界？

有時主日聚會結束後，站在教會大堂，看著不同群體慢慢散開，總會感受到一種很特別的畫面。

有些長輩留在禮堂外面，用熟悉的廣東話繼續聊天；有些青年自然回到英文群體裡；有些家庭接完孩子後離開，也有人約好一起吃飯。大家都屬於同一間教會，也都參與同一個共同體，但很多時候，他們一天之中真正接觸的人，仍然是自己最熟悉的語言群體。

剛來加拿大時，我很自然地把這些理解成語言分工。

• 中文堂講中文。
• 英文堂講英文。
• 國語堂講國語。
• 不同語言有不同需要，因此形成不同聚會。

這樣看起來十分合理，也像是一種很自然的牧養安排。但來加拿大這幾年，在不同教會裡接觸不同年代的人之後，我慢慢發現，語言的故事並沒有停留在這裡。

因為語言最初是照顧，後來卻慢慢形成身份；身份開始形成空間，而空間累積多年之後，又逐漸形成我們今天熟悉的教會結構。

語言最初是一種照顧

若回到加拿大華人教會形成較早期的年代，中文與英文最初其實不是制度，而是一種照顧。

對許多第一代移民而言，初到加拿大所面對的，不只是語言問題，而是整個人生都需要重新開始。工作需要重新尋找，朋友需要重新建立，孩子需要重新適應，而信仰生活也需要重新安頓。

許多人在教會裡認識朋友，得到幫助，重新找到歸屬感。因此，中文聚會最初提供的，不只是母語，而是一種熟悉感。

當孩子慢慢長大，另一種需要也出現了。第二代以英文作為主要生活語言，在另一種文化裡形成身份，於是英文崇拜與英文堂逐漸形成。後來不同移民潮帶來國語群體，也慢慢有了國語聚會。

這些安排最初都出於同一個目的：讓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夠在教會裡被牧養。

語言最初不是界線。它首先是一種貼心的照顧。

當語言開始形成身份，身份開始形成空間

然而，當同一種語言長期聚集同一批人，語言便開始承載更多東西。

它不再只是溝通工具，也開始承載身份。中文堂裡的人，很多時候分享相近的移民經驗；英文群體裡的人，很多時候擁有相近的成長背景；國語群體也帶著另一段移民歷史與文化記憶。

這個過程並不是誰刻意設計出來的。它只是不同群體在長期生活之中自然形成的結果。

而當身份逐漸凝聚，不同的空間也開始形成。大家仍然屬於同一間教會，但聚會、團契、事奉、朋友與生活圈子，卻主要集中在自己的語言群體之中。

慢慢地，雖然仍在同一個堂址裡聚會，大家卻開始活在不同的共同體經驗之中。

當空間開始形成結構

而真正重要的轉變，往往發生在這一步。

當不同語言群體持續存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後，語言便開始不再只是語言。它開始形成結構。不同領袖、不同牧者、不同預算、不同決策空間、不同的發展方向。

中文堂、英文堂與國語堂，慢慢不只是牧養安排，而成為共同體裡真實存在的結構。

這些結構最初並不是為了分開大家，相反，它們很多時候正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夠被照顧。只是當時間累積之後，原本的照顧安排，也逐漸形成新的組織方式。

我們是否仍然屬於同一個共同體？

因此，今天加拿大華人教會真正面對的，很多時候已經不只是語言問題。

中文堂、英文堂與國語堂之間最深的距離，未必只是聽不聽得懂。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當不同語言群體慢慢形成不同空間、不同記憶與不同結構之後，我們是否仍然知道自己屬於同一個共同體？

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批評分堂，也不是否定語言牧養。因為若沒有這些安排，許多移民家庭與下一代根本無法被照顧。

但當我們重新理解制度如何形成時，我們也需要看見：今天加拿大華人教會許多熟悉的結構，往往都是由一個很簡單的開始慢慢長出來的。

語言最初是照顧，但經過三十年的累積之後，它已經開始成為結構。而當結構形成之後，下一個問題便不再只是語言，而是參與。

這也是下一篇將要繼續思考的問題。

Antony傳道

給華人教會的兩個問題

Understanding｜辨識現況
在我們教會裡，中文、英文與國語是否仍只是語言安排？還是它們其實已經慢慢形成不同的空間、關係網絡與共同體結構？
Discernment｜更新辨識
若語言最初是為了照顧不同的人，那麼當它逐漸形成結構之後，我們是否仍然知道自己屬於同一個共同體？

註腳

¹ 加拿大華人教會的中文、英文及國語聚會形成，與不同年代移民背景、語言使用習慣及下一代牧養需要密切相關。語言分流最初多出於牧養與照顧需要，而非制度性分隔。

² 本文所述語言、身份、空間與結構形成之間的關係，屬加拿大華人教會牧養現場與共同體觀察，目的在理解語言如何逐步影響共同體形成，而非語言學或組織學分析。

³ 本文所述建立者、橋樑者、第二代及重建者等角色，屬共同體觀察透鏡，並非人口或人格分類；目的在協助理解不同歷史處境如何慢慢形成不同的共同體經驗與教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