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高銘謙博士這三節釋經講座，一路走來，我覺得問題開始由「如何讀經」轉向一個牧者、主日學老師和查經組長不能逃避的問題：我們明白了經文，然後呢？ 如果第一步是觀察，第二步是解釋，那麼第三步自然就是應用。但「應用」往往也是整個釋經過程中最容易跳步的地方。我們很容易讀完一段經文，找到一個屬靈道理，然後立即加上一句：「所以今天我們也要……」問題是，這個「所以」究竟如何得出來？為甚麼有些經文我們會直接遵行，有些卻不會？為甚麼「不可殺人」今天仍然有效，但「不可割盡田角」我們沒有照字面實行？為甚麼使徒彼此用聖潔的吻問安，我們今天返教會卻不需要逐個親吻？如果我們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那麼很多所謂「應用」，其實只是憑自己的神學傳統、文化習慣，甚至個人喜好，決定哪些經文要聽，哪些不用理會。
高博士在課堂中用了連串經文讓大家即場判斷：信徒是否應該彼此親嘴問安？是否應該彼此洗腳？女人是否不可教導男人？傳福音是否一定要兩個兩個出去？男人是否不可以留長頭髮？信徒是否應該把所有財產變賣奉獻？「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又是否可以直接應用？課堂有趣的地方，是大家對不同經文的反應其實很不一致。有些一聽便覺得「當然要遵守」，另一些卻立即覺得「這只是當時的文化」。然而，如果再問一句：「你根據甚麼作出這個判斷？」事情便沒有想像中簡單。我們很多時候不是先建立一套釋經原則，再決定如何應用；剛剛相反，我們早已有一個想接受或不想接受的答案，然後才回頭替自己的答案尋找理由。
因此，高博士引用 Daniel Doriani 的應用原則，嘗試為這個問題建立較清楚的判斷框架。簡單來說，如果一個命令或原則在聖經中持續出現，沒有被其他經文推翻，而且涉及明確的道德或神學議題，又在不同處境中反覆被確認，那麼我們便有充分理由視它為具有持續性的原則，可以帶到今天。例如十誡中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以及愛神愛人的命令，都不是只在某一個特殊群體或文化處境中出現；這些教導貫穿聖經，也在新約中再次被確認。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那是古代人的文化，今天不同了。」
相反，有些命令後來在救贖歷史中明確地被改變，甚至被取代，那麼我們便不能把它直接搬到今天。高博士以食物條例和獻祭制度為例。舊約對潔淨與不潔淨食物有清楚規定，但到了《使徒行傳》第十章，彼得所見的異象，以及新約整體對潔淨觀念的發展，使我們不能再按照舊約食物條例建立今天基督徒的餐單。同樣，舊約的獻祭制度並不是因為現代人嫌麻煩，所以停止實行，而是因為基督一次獻上自己，已經完成了獻祭制度所指向的救贖工作。換言之，不直接應用某段經文，不代表我們不重視聖經；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按照整本聖經和救贖歷史的發展理解它。
另一類則更複雜，就是經文的命令明顯帶有特定文化和社會處境，但背後的神學原則仍然可以轉移到今天。高博士以《利未記》不可割盡田角為例。以色列人收割田地時，不可把田角全部割盡，掉在地上的穗子也不可拾回，因為這些要留給窮人和寄居者。《路得記》中，路得能夠在波阿斯的田間拾取麥穗，正正讓我們看見這套制度如何在以色列社會中運作。今天大部分香港或加拿大城市教會的信徒根本沒有農田，如果講員站在台上要求大家「今年收割時不要割盡田角」，當然十分荒謬。但這並不表示《利未記》的教導與我們無關。田地的文化處境不能直接轉移，為窮人和寄居者保留生存空間的原則卻仍然存在。 問題於是變成：今天一個基督徒如何在自己的收入、資源和生活安排中，刻意留下「田角」？我們是否把所有資源都用盡在自己身上，還是有意識地保留一部分，使有需要的人可以得着幫助？
我覺得這個例子很好，因為它讓人看見「應用」不是在講章最後加三條功課。真正的應用，其實仍然是釋經。釋經者首先要辨認經文在原來處境中的要求，再問這個要求背後反映甚麼神學原則，然後處理古代世界與今天世界之間的距離，最後才思考這個原則如何在另一個文化處境中具體實踐。中間任何一步跳過，應用都可能出問題。若跳過原來處境，我們容易斷章取義；若跳過神學原則，我們容易把古代文化直接複製；若跳過今天的處境，我們最後只會得到一句永遠正確、卻沒有甚麼實際作用的結論：「所以我們要愛神愛人。」
課堂亦談到一個更具爭議性的例子，就是保羅所說「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高博士的處理方向，是先問這個命令是否在整本聖經中毫無例外地出現。如果聖經其他地方確實出現女性承擔先知、教導或領導角色的例子，那麼釋經者便不能假設這句說話是一條完全脫離處境、適用於所有時代和所有教會的普遍命令，而必須進一步研究書信所面對的教會處境。高博士提到戶勒大等例子，指出聖經本身存在女性向男性傳達神諭的場景。這不代表單憑一個例子便可以解決所有女性事奉的神學爭議，而是說：當聖經內部出現需要解釋的資料時，釋經者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我頗欣賞這種處理方法，因為真正的釋經不是急於證明自己的立場，而是願意讓所有經文證據坐在同一張桌上。當資料之間出現張力，我們的責任不是把不方便的經文收起來，而是繼續問問題。
這也是我聽完整個講座後其中一個很深的感受。今天很多聖經爭論，其實不是因為大家不愛聖經，而是我們太快認為自己已經知道經文的答案。保守的人可能很快說：「聖經明明這樣寫。」較進步的人則可能很快說：「那只是當時的文化。」兩邊的說法有時都快得驚人。「聖經明明這樣寫」不等於已經完成釋經；「那只是文化」同樣不是一個萬能答案。真正困難的工作，是解釋為甚麼這一句具有跨文化的持續性，而另一句的具體形式不能直接轉移；我們的判斷有甚麼文本、正典和神學根據。這些工作很慢，也沒有一句口號那麼痛快，但我相信這才是認真對待聖經。
由釋經進入查經帶領，高博士把這個過程進一步轉化成問題設計。他區分了封閉性、限制性和開放性的問題。封閉性問題通常只有一個正確答案，例如「誰離開那地方？」限制性問題則可能有數個正確答案，例如列出耶穌十二門徒的名字。這兩類問題的主要作用，是帶領組員觀察經文。因此，一個九十分鐘的查經，高博士甚至會預備十多條至二十條這類問題。它們不一定需要長時間討論，有些可能數秒便回答完，但作用是一步一步把組員的眼睛帶到文本的重要細節。組長不是立即告訴大家「這段經文有三個重點」，而是透過問題，讓組員自己看見那些重點如何從經文中浮現。
真正需要時間討論的，反而是開放性問題。高博士把它再分為解釋性和應用性。解釋性問題可能問：「為甚麼先知在自己的家鄉不受尊敬？」經文本身未必立即提供一個簡單答案，因此組員可以提出不同理解，彼此討論。組長在這裏的角色不是主持一場「聖經答案競猜比賽」，每個人答完便宣判對錯，而是聆聽、歸納、追問，再把討論帶回文本。至於應用性問題，則把經文的核心信息帶到個人生命。例如，當經文揭示人可能因為過度熟悉而失去對耶穌的接待和信靠，組長可以問：「對你來說，這段經文有甚麼提醒？」不同組員的答案自然不同。有人可能想到自己事奉多年後的麻木，有人想到讀經已變成習慣，有人則察覺自己對初信時的單純有所失落。這類問題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因為它所處理的已經是神的話如何進入不同人的生命。
高博士亦提醒，開放性問題不宜太多。一個查經如果問十條「請分享你的看法」，結果往往不是深入，而是疲累。解釋性問題可能只有兩三條，應用性問題甚至只有一兩條，但必須對準整次查經的目標。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問題不是愈多愈好，也不是愈有創意愈好。組長首先要知道：我希望這群人透過這段經文看見甚麼？ 如果一條問題只能帶來有趣的爭論，卻把整個小組帶離經文的核心，那麼即使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也未必是一條好的查經問題。
這令我想到自己多年來預備查經和講章的一個掙扎與突破。我很重視內容，也很容易在研究過程中找到很多有趣的資料。問題是，研究者覺得有趣的東西，不等於全部都需要交給聽眾，起初學講道時，我就常犯這類錯誤，以至被領袖批評我像想向人顯示我很有學問。高博士在課堂中提到，有些學生預備五千字，甚至七千字的內容，最後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除非像機關槍一樣不停說，否則只有刪減。其實講章也是一樣。預備時讀了十本書，不代表十本書的內容都要出現在講章；找到七個很精彩的觀察，也不代表七個都要講。很多研究最後沒有直接出現在講台上，但它並沒有浪費，因為正是這些研究使講員知道甚麼最重要，也知道自己為甚麼選擇只講其中一部分。
高博士最後談到應用的具體程度。他用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如果一個人說「這星期我要節制飲食」，這個應用其實很模糊。甚麼叫節制？少吃一點是多少？甚麼時候實行？相反，如果他說：「這個星期我不吃熱浪薯片」，至少已經具體得多。應用需要具體、可實行，也要切合現實。若有人為了減肥說：「我這星期完全不吃不喝」，當然非常具體，但並不可行。因此，一個好的應用不能只停在「我要更愛神」、「我要更有信心」、「我要努力讀經」。這些說話神學上全部正確，但生命很難知道下一步應該做甚麼。
我覺得這也是不少講章最可惜的地方。前面用了三十分鐘解釋經文，最後五分鐘突然說：「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更愛主、更有信心、更努力傳福音。」問題不是這些應用錯，而是它們幾乎可以放在任何一篇講章最後。如果我把經文由《出埃及記》十六章換成《約翰福音》十五章，應用仍然完全一樣，那麼我便要問：這個應用真的是從這段經文長出來的嗎？ 《出埃及記》十六章若揭露的是人在曠野中如何選擇性地記憶，應用便應該處理我的記憶如何塑造我對神的信任；如果《約翰福音》第四章處理的是「接待耶穌」與「不接待耶穌」，應用便應該讓人重新思想自己如何回應耶穌。好的應用不是在經文後面貼上一句屬靈口號，而是讓經文原來的問題，進入今天人的生命。
課堂最後亦談到小組組長的角色。我頗喜歡高博士其中一個提醒：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 組長預備了二十條問題，不代表二十條一定要全部問完；預備了一段很精彩的資料，也不代表今晚無論如何都要講。如果組員在一個重要問題上有很深的分享，組長需要懂得停留；如果討論離題，則需要在適當時間把大家帶回來。這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牧養判斷。查經不是完成教材，更不是組長展示自己預備得多充分。組長要建立一個彼此信任的環境，讓人敢於說話，也要保護小組的方向，不讓討論變成神學高手比武。高博士形容有些小組好像不同門派的武林高手，各自搬出自己的理論較量；大家可能講得很精彩，生命卻沒有因此被建立。
這一點，我作為牧者特別有感受。教導聖經與傳遞資料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我們可以完成一份教材，可以把二十條問題全部問完，可以準時結束，甚至可以讓組員覺得「今晚學了很多」，但這仍然不等於一個群體真正被神的話建立。高博士提醒組長要為組員祈禱，要認識他們，要建立信任，也要以服侍人的態度帶領查經。這些說話聽起來不像高深的釋經學，卻把整個課程重新帶回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釋經最終不是一種智力遊戲，而是服侍神的群體。
回看這三節課堂，我覺得高銘謙博士最鮮明的地方，仍然是他高度邏輯化的釋經脈絡。他不斷問：你根據甚麼？這個答案從哪裏來？經文有沒有這樣說？為甚麼這個原則可以轉移到今天？你的問題如何帶向查經目標？表面上，這是一套很理性的閱讀方式；但愈走到最後，我反而愈看見這種嚴謹背後所要求的，是一種對經文的克制。不要太快把自己的答案放進去，不要太快跳到應用，也不要因為自己預備了很多，便急着把所有東西交給別人。
我們需要做足研究，卻不需要展示所有研究；需要認真解釋，卻不是把釋經書搬上講台；需要帶出應用，卻不能把自己的答案變成所有人的標準答案。
或許，好的釋經與教導，最終都在學習同一件事：讓經文說得比我們更多，也讓自己說得比預備時更少。
而當經文真正被打開，我們的責任不是替每一個人完成生命的答案，而是帶他們走到神的話面前，讓他們開始聽見，這段經文正在向自己說甚麼。
Antony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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