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塑造了今天的加拿大華人教會？》：第三篇｜橋樑的一代：那些自己來加拿大讀書的人

他們不是被帶來，而是自己走進來

若第二篇談的是建立者的一代，那麼第三篇想談的，也許是一群較少被正式命名，但其實長期承載加拿大華人教會的重要人物。他們不是九十年代帶著孩子移民的一代，也不是在加拿大出生長大的第二代。他們很多人，是自己來的。

有人在香港完成中學後來加拿大讀大學；有人在香港成長，成年後來讀書、工作、移民；也有人在人生較早階段獨自離開熟悉環境，在加拿大進入成年、建立家庭，然後慢慢成為教會裡的重要同工、導師、執事、牧者，甚至後來的核心領袖。

回望加拿大華人教會的歷史，我愈來愈覺得，這群人很特別。因為他們不像建立者那樣，在移民時已帶著完整家庭進入加拿大；他們也不像第二代，一開始便在加拿大文化中成長。相反，他們活在中間——香港已經塑造了他們一部分，加拿大又塑造了另一部分；中文仍然是他們熟悉的語言，但英文世界也成了他們日常的一部分。而後來，加拿大華人教會很多重要的橋樑角色，也慢慢落在這群人身上。

活在兩個世界之間

學生移民與早期成年移民的經驗，與家庭移民其實不太一樣。

很多建立者移民時，首先面對的是家庭重建；但這群自己來讀書的人，很多時首先面對的，卻是孤單。第一次離開家庭，第一次獨自生活，第一次在陌生城市找路、找房子、找朋友，也第一次學習如何靠自己生活。他們不是被父母帶來，而是帶著某程度的主體性走進加拿大。然而，正因如此，他們也比很多人更早活在兩個世界之間。

香港塑造了他們的前半段人生。那裡教會重視委身、責任、群體，也重視秩序與長期投入；但加拿大塑造了他們後半段的人生。他們開始學習表達、參與、界線、自主，也開始進入另一種社會文化。久而久之，他們慢慢成為一群能同時理解兩邊的人。

他們知道上一代為何重視穩定，也知道下一代為何重視真誠；他們知道建立者對秩序的珍惜，也知道第二代對參與感的渴望；他們既能在中文堂裡聽懂長輩的焦慮，也能在英文環境中理解下一代的語言與文化。

而這種雙重理解，後來慢慢成為加拿大華人教會極重要的資產。

誰來轉譯世界？

回望很多加拿大華人教會，會發現有一群人總在中間。青年團契導師，要把長執會的決定向青年解釋；中層領袖，要把青年人的想法帶回上一代；雙語牧者，要在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來回轉換；母親要在家裡翻譯祖父母與孩子的世界；女性領袖則在正式與非正式網絡之間，維繫著整個共同體。這些人未必有最高位置，卻常常承擔最複雜的工作。

因為他們翻譯的，不只是語言。真正困難的，是翻譯世界。他們需要向上一代解釋：年輕人重視界線，不一定代表不委身；重視參與，不一定代表不順服；希望討論，不一定代表反對權威。同時，他們也需要向下一代解釋：建立者之所以重視程序，不一定因為控制，而可能是因為曾經歷不穩定；對制度的珍惜，不一定出於保守，而可能來自建立年代的記憶。

久而久之，他們慢慢成了文化緩衝區。而加拿大華人教會很多時候能夠繼續運作，也正因為一直有人站在中間翻譯。

橋樑也是夾心

不過，橋樑的位置從來不容易。因為橋樑最大的張力，在於它必須同時理解兩邊，但不一定有任何一邊真正理解它。他們被期待向上一代解釋下一代，也被期待向下一代解釋上一代；他們被期待推動更新，同時又要保護建立者的安全感；他們照顧青年，也要向長執交代；他們看見問題，卻未必有權改變結構。

慢慢地，橋樑不再只是一個位置，而成了一種疲憊。我這幾年接觸不少加拿大華人教會領袖時，也愈來愈感受到這種張力。有些人長期在教會中間承重。他們能說廣東話，也能說英文；理解建立年代，也理解下一代；既屬於中文堂，也熟悉英文堂。

理論上，他們最適合承接。但現實卻是，很多人最先累倒。因為他們總是在場，卻不一定有位置；總是被需要，卻不一定被承載。而更深的問題也許是：當教會長期依賴橋樑者維持不同群體之間的連結時，我們是否也慢慢把「翻譯」變成某些人的責任，而不是整個共同體的學習？

橋樑之外，是否還有共同生活？

回望加拿大華人教會這段歷史，這群自己來加拿大讀書、工作、建立人生的人，其實留下了很深的痕跡。他們成為導師、執事、牧者、母親、中層領袖，也成為很多教會裡最重要的轉譯者。

然而，也許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找到更多橋樑。而是：當橋樑者一直承載群體之間的距離時，教會是否也需要學習承載橋樑者，而不是只使用橋樑者？

因為若橋樑長期存在，也相繼有不同年代的橋樑出現。也許它同時提醒著另一件事——群體之間的距離，其實一直都在。

Antony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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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 加拿大華人移民研究指出，除家庭移民外，八、九十年代起亦有相當數量香港學生及青年專業人士以留學、技術移民或工作形式進入加拿大，特別集中於大多倫多與大溫哥華地區。相關討論可參考 Morton Beiser, Strangers at the Gate: The “Boat People”’s First Ten Years in Canada，以及香港移民與加拿大華人社群研究文獻。
2. 本文使用「橋樑者（Bridge Builder）」作為觀察透鏡，而非人格分類。其重點不在移民類別，而在於其長期承擔語言、文化、世代與制度之間的轉譯角色。
3. 加拿大華人教會中大量中層領袖、雙語家長、女性領袖與牧者，長期承擔跨文化溝通功能。這些角色往往位於正式制度與非正式關係網絡之間，但其貢獻較少被正式記錄。